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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2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來源: 暫無 發布日期: 2015-12-28 瀏覽次數:

甲骨文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續)
作者:范毓周
三除了殷墟之外,50年代以來.中國境內的不少地方還曾發現過一些商代和西周時期的甲骨文。這些新的發現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學者們對于甲骨文的認識。河南鄭州的二里崗,是一處商代中期的文化遺址,其時代早于殷墟文化并與之相銜接。1952年秋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興辦的考古訓練班在當地發掘時曾發現卜用獸骨375片、卜用龜甲11片,但均無文字。隨后河南文物工作隊在這處遺址發現了3片帶字甲骨。其中一片牛肋骨上刻有練習契刻的10個字,是1953年4月在被翻動的地面上發現的,文字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體相似,可能和殷墟甲骨文屬于同一時期。另外一片是1953年9月在CIT30探溝內發現的,為一片呈扁圓狀的牛防骨骨片,出土于離地面大約半米左右的地層中。其一面平底,一面凸,凸起的一面刻有一個“出”字。第3片是1954年4月發掘時發現的,上面也刻有一字①。1954年,山西洪趙縣坊堆村的周代遺址中也發現了有字甲骨,人們開始認識到甲骨文并不限于商代。洪趙坊堆發現的有字甲骨僅1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日處有鉆窩16個,呈不規則排列數行,其正面相當于背面鉆窩處有經過灼燒后顯出的......

釋“于”
作者:國光紅
甲骨文、金文有從于、從帶尾(撇)“弓”形的字.“弓”形或省其起筆之“橫折”(圖—一1),本文用字母X代替;用作偏旁的帶尾“弓”形(或省其“橫折”)(圖—一2),本文用字母G代替。G,說者多以為裝飾性符號,其實不然。甲骨文、金文都有“于”字(圖二一1),與X每通用,古文字家多以為此二字為異體字。陳邦福先生《殷契瑣言)}以為X字“蓋吁字本字假作于者”①,甚是;所從之G,陳先生以為“有吁氣之象”,亦近乎是,而未能中的。對于、X、G三字形中的任何字形之真正認識,都有賴于對其他二者的正確認識。因此,必須對以上三者作全面論證,而不能孤立地就某字說某字。為達此目的,本文將略大其范圍,而說及5、零、陽請字。一從零字看X之本義小篆“于”字(圖二一2),《說文》釋云:“放也,象氣之舒于。從5、從一:一者,象氣平之也。”《說文》以放字為烏字之古文,釋烏字云:“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放,象古文烏省。”《說文》以“放”釋于,而以“放”為烏字古文,則以“放”釋于,猶若以“烏”釋于,也即猶若以“烏呼”釋于。于字“象氣之舒于”,而吁字從口、從于.是二字意相關。《說文》釋吁字為“驚語”......

試析商代巫、史以及貞卜機構的政治意向
作者:陳智勇
巫、史以及貞卜機構是商代宗教系統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由它承載著有商一代神權意識的傳承與運作。同時它又與商代的國家政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它直接并滲透到商代的政治生活之中,有著很強的政治意向,對有商一代政治機制的運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商代的巫與巫術、史職建置和身份以及貞卜機構的內部構成等問題,不少學者進行了一定的探討,發表了很多頗有見地的文章工。但是對于商代巫史貞卜機構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它們所體現的政治意向,卻很少有人專文分析。本文不揣淺陋,擬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商代這一社會現象作一分析,以求引玉之效。一商代的亞官合一現象在商代,巫官合一的現象十分突出。殷商社會雖已跨進了文明社會的門檻,但是商人事無巨細常祈禱于鬼神,這表明在他們的思想意識里仍保留有上古巫文化的濃重氣息。梁漱演先生認為:“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為開端,且每依宗教為中心。人群秩序以及政治,導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識以至各種學術,亦無不導源于宗教。”②可見,巫文化作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它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聯系陳夢家先生早已指出:“殷代的社會,王與巫史既操政治的大權,又兼為占卜的主持者。......

古秦、楚兩族同源疏證
作者:龔維英
據《圣經·舊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亞伯拉罕的胤裔。但此二族在中東地區相仇不已,至今猶然。我國上古兩國(族)秦和楚于東周(春秋、戰國)之際,亦勢若水火。秦楚兼并小國最多,劉向《戰國策·敘》言:“橫則秦帝,從則楚王。”可見兩國都有統一天下的力量。而秦、楚兩族的族源相同,則長期為學術界所忽視。秦、楚同源,久久湮沒在歷史的誤會中。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時代,對此認識即若明若晦。《史記》的《秦本紀》和《楚世家)}對秦、楚族源的敘述,分錄如下:《秦本紀》如是言:秦之先,帝顆碩之苗青孫日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日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舜)錫玄圭。……大費……是為柏留。舜賜姓贏氏。《楚世家》則稱:楚之先祖出自帝擷項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重黎……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害命曰祝融。……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后,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拆剖而產焉。……六日季連,華姓,楚其后也。太史公司馬遷似已隱約知悉秦、楚的族源相同,皆出于帝顆碩。由于所謂“頑項高陽氏”并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致使《......

纏足再議
作者:高世瑜
纏足作為中國古代婦女最獨特的一種習俗,歷來為世人矚目。自元代以來就不斷有人推究它的起始,至近現代,不僅中國,一些外國學者也致力于研究它,80年代以來,纏足又成為社會史、婦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經過研究,對于纏足的一些基本問題,人們的看法漸趨接近。對此,不再贅言。現僅就尚存疑義和尚欠深入探討的一些問題略陳管見。一纏足之濫衡關于纏足起始年代,曾有十余種說法。①目前,多數研究者認為北宋時期始有纏足之風。筆者贊同此說。但是,此風究竟起于何時?風源何在?尚存疑義。在關于纏足起始的諸多說法中,有一種說法為較多人接受,即纏足始于五代時期南唐國主李徑——他曾命宮人育娘纏足跳舞。此即傳統的始于五代說。有人因而認為李后主作為纏足的始作涌者,荒淫無恥,是千古罪人。也有的研究者反對此說,認為這是后人附會,李后主之為只是一孤立事件,與北宋的纏足之風沒有直接關系,并認為李后主作為亡國之君,育娘作為卑賤宮妓,其所為不會為宋人仿效;同時提出纏足風應源起于北宋某一時期,但是因為找不到線索,也說不清究竟起于何時、何處。②關于李后主命人纏足之事,據元人陶宗儀《輟耕錄》所言,首見于《道山新聞》......

淺析明清商業文化中的儒家倫理精神
作者:段超
明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松馳,業已復興的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此相適應。一批“藏褓有至百萬”①,“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②的商人興起,商品交換也發達起來。商人的活躍,商業的發達帶來了商業文化的繁榮。商業文化作為一種以商業為依托,追求高昂消費、倡導多種娛樂方式的市民文化,其內容極為豐富。明清時期的商業文化除有注重商業宣傳、追求高昂消費、倡導多種娛樂形式等特點外,還有這樣一個重要特點:商業文化中滲透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因子,儒家文化的許多倫理思想為商業文化所吸納。本文試就這一特點的表現、成因以及社會意義加以分析。一明清商業文化中儒家精神的表現明清商業文化中包含著許多儒家文化的內容,主要表現如下:第一,講求“信、義、誠、仁”。商業活動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商人經商就是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商業活動的競爭性也要求商人最大限度地取得商業利潤,明清時期的商人,靠囤積居奇、“坐握物價”、欺詐哄騙等手段而獲取利潤、發家騰達者不少,但也有許多人在商業活動中,“‘絕機詐”.“杜巧法”,用儒家的“仁、義、誠、信”來從事商品生產和......

略論嘉慶帝的用人思想
作者:陳連營
中國古代社會是個地地道道的人治社會,用人政策的得失,直接關系著封建國家的治亂興衰,因而“為政之要,莫若得人”也就成為歷代封建君主特別是那些有見識的君主所遵奉的共同信條。而用人政策得失的關鍵則在封建君主們對人才的認識和選擇。本文試圖對人們經常忽視的嘉慶帝用人思想問題略作分析,以期加深對嘉慶朝政治得失的理解。和歷代統治者一樣,嘉慶也非常重視用人問題,把它作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來看待。他指出:“自古帝王未有不用賢而能成治者也,是故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皋駐稷契伊傅周召之臣相為輔佐,若無賢才,安能真區夏立萬世法哉!”他還把賢才比作利器:“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其所以能使本固者,措施合宜則事簡政清,無疆榮慶,惟人君舉錯利其器也。若器用不精,乖張紊亂,日削月,則本搖政雜,必致敗亡矣。”①“器用不精不成其器,賢才不進不治其國。善理國家者以賢才為器用,終成部治矣。”②他常說:“雖堯舜之君不能獨治,必賴股肽耳目漠明粥諧,天工亮矣。三代迄于漢晉,莫不用賢則治,任邪則亂”;“人君治平之道,其要不出于知人安民。”③在他所發布的一篇《甄別賢愚以澄吏治諭》中也指出:“知人安民,古今通誼......

梁啟超與近代文學啟蒙
作者:關愛和
“——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這是1927年初夏,飽經滄桑而潛心于教書著述的梁啟超,以清華研究院導師的身份,對研究院中率本學子語重心長的告誡。此時的梁啟超,已將數年前“輿論界驕子”、“新思想界勇士”所特有的路厲風發、咄咄逼人的氣勢斂藏收起,而豐富的社會閱歷與教書著述之余的閑暇,使他對于“做人”與“為學”的思考,變得更加通達從容。“造成不逐時流的新人”、“造成適應新潮的國學”,這既是步人夕陽之年的梁啟超對青年學子的殷切期待,又是他晚年學術追求生活心境的寫照。一年多后,這位中國近現代史上叱咤風云的文化巨匠,在北平溢然長逝。蓋棺舉悼之時,國內知名學者與文化名流,追憶他襄助變法,維新蒙難、海外流亡,倒袁討張,歷經成敗之風雨,“日在仿惶求索”①中的一生,最為青睞最為推崇的是梁氏以書生救國,以文學新民的功績。梁啟超政見多變,但其“維新吾國,維新吾民”②的宗旨始終如一;梁啟超為學博雜,但其為“新思想界之陳涉”③,“盡國民責任于萬一”④的志向始終如一。梁啟超以他特有的敏感、熱情、勤奮以及充滿自信、輕靈銳利、富有情感的文筆,......

論孫中山民族主義之“先民”
作者:尹全海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談及民族主義時說:蓋民族主義,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于外鐵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于滿洲,不以復仇為事……①這段話明確指出,孫中山民族主義淵源于“先民所遺留”。但是,“先民”是誰?史學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釋,各援其據,眾說紛壇。有人認為,“先民”系指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也有人認為,“先民”應該是“驅逐異胡,即位南京”的明太祖朱元津;還有人籠統地把“先民”追溯為傳統的華夏民族意識。那么,“先民”到底是誰呢?筆者認為,明確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和演進階段,是追溯其淵源,尋找其“先民”的前提。民族主義在三民主義中萌發最早,成效最大,有極其豐富的內容,它包括:反滿、爭取民族獨立、五族共和、民族融合、民族自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必須承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一個演進過程,其豐富的內容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比如,在1912年中華人民國成立以前,孫中山民族主義范疇中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的內容;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實現以前,民族主義中又很難包括“聯合世界上以平......

商人與袁世凱政權
作者:谷小水
“商人”在中國古已有之。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近代企業開始產生,中國商人逐漸實現自身轉型。這時的商人已不僅用來指認位于四民之末的舊式商人,更包括一切具有近代生產方式,從事貨物的生產與買賣,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人。隨著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國的萌生、壯大,以及與舊式商人的匯合,商人在本世紀初已成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經濟實力的增強必將導致政治上的自主性要求,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踴躍參與正是這一階層為改變自身發展的外在環境而作出的努力。.民國第建,大多數商人功成身退,重操舊業。然而,南京臨時政府的若干政策和對南北對抗可能性的恐懼,致使商人很快又不無顧慮地倒向袁世凱一邊。對這一歷史現象的剖析,以前的研究過于糾纏商人求穩怕變的心理作用,往往缺乏在此基礎上的深層探詢。本文力圖在梳理商人對袁世凱政權的態度之后,分析中國商人所面臨的兩難抉擇。本文之所以選用“商人”這一概念,而不是“資產階級”,是因為近代中國商人階層中還函括了相當多的資產階級的異質;同時也考慮到資產階級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指稱,不太有利于文章的集中闡述。一商人對袁世凱上臺的態度商人對南京臨時政府和袁世凱政......

試論南京國民政府訓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黨政糾紛
作者:鐘聲,詹森樹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在一黨制的政治框架下,國民黨中央以黨統政,高度專權,而國民黨地方黨部和政府之間卻出現了一種獨特的關系。在地方黨政分開的原則下,地方黨政雙方由于利益的驅動,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黨政糾紛。目前,史學界對此很少論及,本文試圖對南京國民政府洲政前期(192一1937)的地方黨政糾紛進行具體的考察,分析它產生的原因,揭示其地方黨政糾紛的實質及其影響。一地方黨政糾紛之表象1928年8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宣布軍政結束,訓政開始。在訓政時期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國”在中央表現為“以黨統政”,即由國民黨中央直接控制國民政府;在地方則實行“以黨監政”,即黨政互相監督、互不統屬。與地方上這種黨政關系相聯系的是黨政糾紛不斷。在黨部方面,許多人常常干預行政,“不認識黨部與政府間的分際,致使黨政間的爭執與糾紛”①;在政府方面,“因為現在有許多做了訓政的人,往往就忘記了黨,非但政府不能與黨合作,甚至于不時有沖突的情形,這是很矛盾的現象”②。有人在談到地方黨部工作情形時指出,地方黨部“無非意氣用事,與人搗蛋”,“或......

論力行社的日本觀
作者:徐有威
力行社,這一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內之極端秘密政治團體,在其1932—1938年存在期間確曾震撼于當時的中國社會乃至海外。作為蔣介石黃埔軍校畢業的“天子門生”,蔣介石耳提面命的“黨中之黨”,這一具備了特殊背景、特殊經歷和特殊使命的群體,它在30年代對日本的認識,遂成為我們的興趣所在。因篇幅所限,本文擬以力行社與日本關系的理論部分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這一個案研究,得以悟察30年代中國政局中某些尚為人忽視的層面,進而深化這一時期的國民黨史和抗戰史之研究。或許是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國出身,力行社提及日本時總喜歡以“三島小國”、“區區三島”這類或多或少帶有蔑視意味的詞語來描述東流“那樣小小的一個國家”、“東亞一個墓爾小國”、“一個極小的國家”。但偏偏這么一個不起眼的彈丸島國,在明治維新數十年后便驟然稱霸東亞進而傲視全球,這又使力行社成員不得不作冷靜思索,探究其成功的秘訣。據力行社看來,日本在教育、軍事、民族意識等方面均有可觀之處。日本普通教育成發達造就了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嚴格良好的軍事教育更是最終影響了日本軍人的素質。“良兵是良民的模范,良民是良兵的基礎”。因此日......

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作者:胡文瀾
20年前,全黨全國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載人了史冊。它能有這樣大的影響,是因為它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推動社會發展進人一個新時期。在這次大討論中,鄧小平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駕馭著形勢的發展,支持和引導著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之成為我黨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其影響之久遠,意義之重大,完全可以和“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相比翼。鄧小平這一偉大歷史功績也同樣載人史冊。一撥起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前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大歷史進步。但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前途面臨新的選擇,即處在究竟走什么路的重要歷史關頭。當時主要有兩種選擇:一種堅持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體現在理論形態上,即“兩個凡是”。一種是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完整、準確地把握,即掌握其精髓“實事求是”,走一條新路。“文化大革命”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實踐,是失敗的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另開辟、探索新的道路。華國鋒作為毛澤東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選定的接班人,雖然在粉碎“四人幫”時作......

康德國際關系思想芻議
作者:石斌
在國際關系思想史上,康德無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政治思想領域最重要的著作即以國際關系為主題,這在偉大的哲學家當中,也是一個例外。按照國際關系學說史上慣常的(因而有時也不免是武斷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類的二元劃分,康德屬于前者,然而這并非一個完整的康德。實際L,康德的和平哲學與其說是樂觀自信的,毋寧說是慷慨悲壯的,啟蒙運動的樂觀精神并未消解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而且,無論在人、國家,還是國際體系的層面上,他的一些具體看法也遠比深受其影響的當代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的一般信條來得復雜。在冷戰后西方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再度行時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通過對康德有關文本的解讀,辨明他與當代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聯系與區別。此外,歐洲率先實踐的區域一體化建設,如今已成為一股世界潮流,這使那些輕易嘲笑康德和平哲學的人多少有些尷尬,因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康德與這一趨勢不無關聯,甚至可以說是其理論上的前驅,盡管作為哲學家,他從未、也不可能給這種“自由國家的自愿聯盟”設計具體的組織程序或運作機制。在關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的今天,康德國際......

公眾輿論與政府決策──1934—1935年英國“和平投票”的政治影響
作者:梁占軍
1934年11月一1935年6月發生在英國的“和平投票”是英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民意調查,其正式名稱為“關于國聯與軍備的全國聲明”。它由當時英國國內最有影響的和平組織——國際聯盟協會發起,歷時近8個月,先后吸引全國1000多萬人參與,規模浩大。作為集中展示當時英國公眾輿論傾向的一項社會調查,“和平投票”在30年代英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當時英國內政外交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文試圖就“和平投票”的結果公布前后英國政府在意埃沖突問題上進行的政策調整及其動機展開深人探討,借以揭示公眾輿論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限度。“和平投票”的發起及其運作始終是與國際形勢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30年代初,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局勢動蕩加劇,國際關系日趨緊張。然而,被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和平秩序的捍衛者的國際聯盟在處理國際事務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軟弱無力使其權威受挫、聲譽日衰:1931年日本制造遠東危機,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國聯在制止侵略方面束手無策,只以一紙李頓調查書敷衍了事;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國聯后國聯的無所事事更暴露了國聯的無能;同年國......

20世紀中國史學的學科化進程
作者:侯云灝
20世紀中國史學在批判舊史學的基礎上,踏上了建設新史學的途程。回首近百年的歷程,我們發現歷史學大致經過了重新界定歷史(歷史是什么)、如何認識歷史(歷史理論)、史學自身的理論建設(史學理論)以及歷史學社會功能(史學價值論)的探討等不同的階段。這四個階段近百年史學走過的歷程,同時也是歷史學學科化建設的進程。總結這一進程,不僅對于完善歷史學的學科化建設有重要意義,對20世紀中國史學也可以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一學科化的起點:歷史是什么肇端于20世紀初期的新史學.是19世紀末期以來批判舊史學的必然結果。近代史學的先驅龔自珍、魏源等人分別從不同的側面對傳統史學進行過批判。龔自珍自身的經歷就典型地說明了這種變化。他毅然放棄有深厚家學淵源的古文經學而轉向今文經學,表示“從今燒盡蟲魚學,甘做東京賣餅家”*。批評古文經為瑣碎蟲魚短訂之學,表露了對今文經的向往,而今文經學正是新史學思想的來源之一。梁啟超批判舊史學為“君史”,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譜”,是一部“相譏書”人對傳統史學的批判雖不免過激,但在某種意義上,擊中了舊史學的要害。梁氏認為舊史學有“四弊二病”:“知有朝......

20世紀西方史學對蘭克史學的批判與繼承
作者:侯樹棟
伴隨20世紀前半葉世界的動蕩和戰后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20世紀西方史學經歷了重大的危機和變遷。本世紀初,西方史學承受的主要遺產是19世紀的蘭克史學。蘭克史學形成于19世紀中期,它一經形成,就居西方史壇的“正宗”。它“提供了一種史學模式,直至20世紀,這種模式仍然支配著歷史研究”①,被當代西方史學家視為19世紀西方傳統史學的主要代表。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后,西方史學發展跨入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蘭克史學在西方史壇上的支配地位不復存在,以“年鑒學派”和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各國興起的新史學分支、被當代西方史學家統稱為“新史學”的史學流派蓬勃發展。但是,蘭克史學的影響并未消失,深受蘭克史學影響的所謂傳統史學仍是現代西方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高舉著批判蘭克史學的大旗登上現代西方史壇的“年鑒學派”和“新史學”,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蘭克史學思想。所以,20世紀西方史學和蘭克史學的關系并不是一個階段簡單地否定另一個階段的關系,而是批判和繼承的關系。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闡述這種批判與繼承關系n盡管蘭克在人們眼中是一個性情溫和、思想保守、遠離政治的學者②,但產生......

試析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來滬紳商社會觀念的嬗變
作者:陳文彬
一重義輕利的傳統價值觀日益松動,重利輕義思想開始慢慢影響來滬紳商的行為方式自西漢以來,中國長期處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為了穩定封建統治,歷代儒家都力倡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如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①。西漢的董仲舒進一步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利道不計其功。”!明代黃宗親則認為“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矣。”③而宋明時期的理學大家們更走向極端,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禁欲觀。儒家這種正統的義利觀是建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基礎和封建尊卑等級制度之上的。然而,在19世紀50—60年代的上海,情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隨著大量人口的涌進,上海城區(包括租界和縣城)出現了極度繁榮的局面。尤其是北面的租界,市面更盛。據時人毛祥激《墨余錄》所述,這一時期的租界,“南北地廣十余里,洋房聯絡,金碧萬狀。期間里巷紛壇,行人如蟻,華民多設肆于中,鋪戶鱗比,百貨山積。茶坊則樓架三層,……戲館大小三、四十處,……妓院則無地無之,……浦灘上下,多集舢板”④。商業的繁盛,必然使上海社會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加強......

一部新型的地域通史──讀余太山主編之《西域通史》
作者:高敏
1996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大山同志主編的《西域通史》,凡71萬字。我粗讀此書之后,深感此書選題得當,材料豐富,結構新穎,考證精審,論述透徹,新意迭出,堪稱佳作,因而樂書讀后感以求教于同好。放眼中國史學界,各種不同類型的中國通史屢有出現;即使是同一類型的中國通史,又有不同單位不同層次的多種面貌;此外,還不乏各種斷代史、專門史及人物傳記等,卻缺以中國范圍內某一地區為中心的通史著作。然而要真正寫好一部中國通史,應當以對全中國各個地區的通史研究為基礎。只有深人了解了部分及其個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認識整體和把握其共性。因此,余太山同志主編的《西域通史》,正抓住了深化中國通史研究的契機,符合了史學研究的發展趨向。作為一部中國通史,應當是中國歷史上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開發與奠定祖國疆域、發展物質文明和創造精神文化的歷史。但是,毋庸諱言,目前的許多《中國通史》都未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究其根源,同若干《中國通史》的作者、編者并不熟悉我國古代各個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族源、演變、社會結構、政治經濟狀況、文化思想特征等有密切關系。余太山同志主編的《西域通史}),對我國古代各個......

淺談佛教石窟藝術的漢化過程
作者:申平
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認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并斷言:“每種藝術品種和流派,只能在適當的天時地利中生長,并適應社會環境,滿足時代要求,否則就要被淘汰。”(博雷:《藝術哲學·譯者序》)石窟藝術作為宗教的衍生物,其生存空間大都限定在寺廟和佛窟中,但龕中的“佛”卻是綜合了各種美的、理想化的、人的觀念中的“神”,它要符合民族的審美時尚。佛教石窟藝術在中國從被接受到被漢化,有一個漫長的演變發展過程。綜觀佛教石窟藝術的“改梵為漢”過程,它所涉及的文化層面是一個綜合工程,其地域由北到南,由淺而深,漸次發展演變;其時間約始于公元4世紀.盛于5—8世紀,一直到12世紀完成漢化過程。一北魏云同期(386—494年):曇曜五窟,西域風格,胡貌梵像——漢化微露肇端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人中國到魏晉南北朝,其間300余年未得到大的發展。究其原因,就在于佛教的不孝、棄親、捐妻、無后、行乞等思想行為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背。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動蕩大分裂時期,戰亂不息,國無寧日;在這個充滿著恐怖的黑暗世界里,人們期盼著救星。而佛......

《清史稿·吳三桂傳》考證
作者:郭超
《清史稿》成書于民國初年,由于撰述人多為清代遺民,其修史之主觀目的在于“修故國之史,即以思故國”。故在撰述過程中難免“以先朝的欲想為取舍”。加之史稿成于眾人之手,各人觀點互有差異,水平亦有高低,所下功夫也不盡相同,結果造成史稿問題甚多,尤以史實錯誤為重。茲以良所撰《吳三桂傳》為例,考證如下:吳三桂……遣副將楊,游擊郭云龍上書親王名師。案:《東華錄》卷四:“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楊坤等自山海關致書。”《皇清開國方略》:“明平西伯吳三桂遺副將楊坤……”《清史列傳·吳三桂》:“遣副將楊坤,游擊郭云龍來我朝借師。”故“”應為“坤”。(順治十六年)二月,三桂與尚善、卓布泰合軍克會城,破文選。案:《清實錄》卷123:“順治十六年已亥春正月……三路大師俱人云南省城。李定國、白文選與偽永歷奔永昌。”《清鑒易知錄·正編三》:“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軍三路入滇……”故而,磨盤山伏擊戰時間當在順治十六年正月。順治十四年,可望反明……三桂等發漢中……遂下遵義,克開州。案:《東華錄》卷8:“順治十五年六月,吳三桂奏:臣等自重慶進發……收復遵義并所屬州縣,隨抵貴州,克開州城。”《清史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