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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3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來源: 暫無 發布日期: 2015-12-28 瀏覽次數: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爭中的泛社會主義現象
作者:楊慧清
五四時期的東西文化問題論爭,約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到1927年被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所代替,持續長達十余年,文章、論著發表千余。論爭雙方陣線分明,一為東方文化派,一為西方文化派。他們在東西文化何優何劣、差異何在、能否調和、東西方文化各自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等問題上,爭論不休,互不相讓。一為東方文化優,一為西方文化優;一為東西文化為性質之異,一為東西文化為程度之差;一為東西文化可以調和,一為東西文化如水火不能相容;一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一為西方文化有光明的前途,等等。然而,在激烈的對壘中,雙方卻在社會主義思想上達成暗中投合,對社會主義不約而同地給予了充分關注和贊許。陳獨秀是西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他雖然是五四時期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但在五四運動以前卻還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發動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中國以儒家倫理綱常為核心的思想文化,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思想取而代之,為建立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然而,也就在這時他已開始關注社會主義,井給予了......

五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反思
作者:張艷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它對傳統社會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對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的抉擇,框定了中國社會變遷的方向。科學,民主,雖不從屬于中國傳統社會,但它為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所亟需;馬列主義學說,是社會變革的科學理論,它能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使之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為中國發展所必需。五四時期(1915.9——1921.7),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全面興起,在思想界激起絢麗的浪花,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極精彩的一筆。在學術界,對五四時期的科學與民主問題一直關注較多,而對社會主義思潮——關乎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問題重視不夠,尤其是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思潮與此前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之不同,更少關注。這是應予改變的。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封建思想泛濫的狂潮。尊孔讀經、復古思潮、帝制復辟,使中國又墜入黑暗的籠罩之中。魯迅先生描述道:“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起,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把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①先進......

甲骨文“月比斗”的歷日推算
作者:周靖
在殷商盤庚、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中,有相當豐富的天象紀事,如日食、月食、恒星以及新墾的出現等記載。現發現:在這一時期的甲骨卜辭中,還有一些是關于月掩(犯或人)南斗的天象實錄。本文根據卜辭中的日干支,利用月行周期規律,對甲骨卜辭的產生年代、卜辭內涵等問題進行了推測和探討。一甲骨卜辭“月比斗”的產生年代推算這幾片記有“月比斗”的甲骨卜辭是姚孝遂先生從甲骨文合集的原著錄中,經過考證后認定的,現引錄如下①:丙辰卜·月比斗。已四四0庚午卜·月辛木比斗。乙—一七癸亥·月甲比斗。己亥卜·月庚比斗,扯雨。二一三四庚子卜·月辛比斗。合二六二癸巳卜·月一比斗。乙四二九依我們后文所述推算可以說明,其中的“斗”是指南斗(本文的斗均指南斗)。“月比斗”實際上就是后來天文志中所說的“月掩斗”、“月犯斗”或“月人斗”。由于卜辭中記有日干支,而且,殷代以干支記日的順序,很可能沒有中斷地連續使用到今天②。因此,只要選取一已知“月掩斗”或其它月行現象的年代、月份、日干支為計時起點,利用月行周期和甲子周期的公倍數關系,即可推算出甲骨卜辭“月比斗”天象的可能發生年代。本文依據現代天文年歷所給朔望月......

從古代文物談龍的產生、發展與古代文明
作者:劉順安
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國是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故龍的本初形象既有水生和陸生動物的某些特征,又有神態威嚴、超越兩類動物之上且被視為神物的威嚴標志。它“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①,因而在橋梁建筑、金屬②、陶瓷、玉石、漆器、服飾、帛畫、石刻、碑首,甚至墓室之隨葬品③等,古人大都雕龍鑄龍、琢龍塑龍、繡龍繪龍,希冀得到吉祥和保護,使這個跨越歷史時空,在中華民族文明史和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且為封建統治者所尊奉的龍的藝術形象,充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并通過藝術實體——文物,又使幾千年來不同階段的龍的藝術形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古代龍形文物對龍的藝術再現是探討龍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故本文力求從古代文物人手,對龍的藝術形象的產生和發展作一分析,并簡要說明龍在我國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一龍產生的時代龍形成于何時?幾十年來學術界圍于考古材料匾乏之限制而眾說紛壇、莫衷一是,至今尚無令人信服的結論。筆者認為:龍誕生于原始社會。具體地講,它萌生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產生于新石器時代早期,成熟于新石器時代中期。就中原地區而言,至少成熟于仰韶......

《尹灣漢墓簡牘》是東海郡非常時期的檔案資料
作者:朱紹侯
尹灣漢墓簡犢)}(以下簡稱《簡續》)的問世,對于研究漢代的地方政治、軍事、經濟、民生、民俗有多層次、全方位的學術價值,而這種學術價值將隨著對《簡犢》研究的深人與發展,更加突現出來。作為漢史的研究者,能在二千余年之后,親眼目睹漢代郡縣級的原始檔案資料,可以說是在文化上的最高、最大的享受,因此我在拿到印制精良的《簡續》之后,真是愛不釋手,一遍又一遍地反復研讀,讀著讀著感到《簡犢)}中有一種非常氣息。當我認真領會這種非常氣息時,就得出了《簡續》是漢代東海郡非常時期檔案資料的結論。所謂《簡續》中的非常氣息,就是有一種戰后余波的氣息。如在《簡續》中收有《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永始是漢成帝的第五個年號。永始四年就是公元前13年,在此前一年,即永始三年十二月,爆發了震動漢廷的、由蘇令領導的山陽鐵官徒暴動。永始四年山陽鐵官徒暴動剛被鎮壓下去,故在《簡犢》中有多處反映出戰后余波的非常氣息。西漢在成帝時期(公元前33年——前7年),社會矛盾已明顯地暴露出來,農民起義和鐵官徒暴動連續發生。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六月,發生了穎川鐵官徒申屠圣等180人暴動,“殺長吏,盜庫兵......

何休“仁義說”論略
作者:黃樸民
“仁義”與“禮樂”,是一切儒家所共同遵奉的基本立場,也是儒家區別于其他思想學派的本質特征。何體作為漢代公羊學的巨子,一個正統的儒家,仁義說與禮樂觀同樣是其社會政治思想的主體成份。本文著重探討何體“仁義說”的特色與意義,關于其“禮樂觀”問題則將另行著文考察。何體“仁義說”的提出和闡發,是緊扣著他的“大一統”理論這一根本前提的,即由“大一統”理論而派生衍化,并服務于這一政治最高宗旨。何體提倡仁政,推崇德化,強調“民為邦本”,著眼點落在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割據之上。因此,何休的仁義說和其“大一統”思想之間的關系,乃是一種源與流或體與用的關系,是其“大一統”理念在社會政治、倫理領域中的延伸與具體化。我們今天對它進行研究和總結,也不能脫離“大一統”這個根本前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何休“仁義說”的主要特點和歷史價值,完整把握和理解何休的思想體系。何休的仁義理論,集中在他的倫理觀上,同時,也必然在其政治觀上有所體現。所謂“倫理”,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時所必須遵循的一定的道德規范,其中有親子、朋友、夫婦、君臣之間各自對應的關系。它同政治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政治關系建......

隋文帝的“雄猜”與開皇初期政局
作者:韓昇
隋文帝在統治的二十四年間,對元勛功臣進行多次整肅,《隋書·高祖下》批評他“天性沉稻…··其草創元勛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把政治清洗歸結為文帝個人權力欲望而誘發性格上的猜忌,造成對功臣的無端誅殺。這一觀點此后很少受到質疑,幾乎成為定論。其實,文帝的政治清洗主要在開皇前期,大致在平陳以前,以及在開皇末年到仁壽年間。筆者另文對隋朝三省六部和禁軍首腦的任免作過全面考察,可以看出一個十分鮮明的傾向,那就是以平陳為分水嶺,文帝居功自傲,不斷加強皇權,進而發展到個人獨裁。在此過程中,上述部門的首腦基本上都改由皇親國威以及少數弘農楊氏出身者擔任,國家政權集中到家族手中。此過程引起的政治危機,以開皇十九年(599)尚書左仆射高預罷官和翌年太子勇被廢黜而尖銳地爆發,文帝已完全成為被一班野心家包圍的孤家寡人。此期政治斗爭表現為專制獨裁對健康政治的躁路,孤獨與老年偏執加劇了文帝的猜忌,誅殺功臣,自我否定早期建立的政治機制,頗合唐人所論。然而,在開皇初文帝勵精圖治時期,唐人所論似乎大有探討的余地。楊堅篡周,事起倉摔,隨即三方兵起,天下紛擾,朝野百官還來不及想清楚是怎么回......

《安元壽墓志銘》中的幾個問題
作者:牛致功
安元壽(606—683),字茂齡,涼州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兩《唐書》無其傳,只有在《唐會要)}卷72《馬》中提到他曾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獻都未涉及,故而對其生平事跡少有所聞。但是,唐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剛即帝位突厥就兵臨渭水便橋等,都與他有重要關系。1972年,《安元壽墓志銘》(以下簡稱《墓志銘》)于陜西禮泉出土后,使我們開闊了視野,對與他有關的問題開始有所了解。現根據《墓志銘》的主要內容,結合有關文獻,對以下幾個問題試做初步論述。一安元壽歸唐據《墓志銘》載,安元壽的曾祖安迅,是北周服侯。其祖安羅,先后為北周開府儀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貴鄉縣開國公。其父安興貴,曾為唐初的右驍衛將軍、左武衛將軍、冠軍將軍、上柱國、涼公,別食綿、歸二州,實封六百戶。涼州安氏,原為西域胡人。《元和姓纂》卷四載:涼州安氏“出自安國,漢代遺子朝國,居涼土”。《新唐書》卷75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載:“武威李氏,本安氏……居于西方,自號安息國。后漢末,遺子世高人朝,因居洛陽。晉、魏間,家于安定,后徙遼左,以避亂又徙武威。”兩種記載,基本一致,只是后者較前者更為詳細。可......

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運銷
作者:鄧亦兵
前人已經對清代前期棉花、棉布的運銷進行了很多研究,但從全國角度研究棉花、棉布運銷的并不多,而且一般認為,棉花、棉布這類農產品、農副產品多由農家“自給自足”,作為商品買賣的很少。這與史料中記載的大量棉紡織品及其原料,作為商品在全國的流通相互矛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清代前期全國棉布、棉花運銷狀況的探討,來說明這一問題。一棉花棉布的流通棉花種植在宋末元初傳人中國,到了清代前期,廣差的土地上已經普遍種植。棉花生長需要在陽光充足,雨量適中,地勢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產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沖積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帶及濱海地區,那里土質細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東北的遼河流域,直隸的灤河流域下游,海河流域,黃河流域中部的河南,都宜種棉花。山東植棉州縣“達州縣總數的87%”①。黃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產棉花的州縣“達三十八處之多”②。位于長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蘇松江府、常州府、太倉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產棉區。長江中游九江、湖廣,湖北武昌、黃州、漢陽、德安府也都產棉花。在洞庭湖畔的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漳州多產棉花,辰州和永順二府也有棉田。長江上游地區的......

試論宋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特色
作者:劉洪英
宋教仁是中國近代僅次于孫中山、黃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袖人物,其“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思想,受到孫中山的影響,又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與孫、黃有所不同。本文擬著重探討來教仁的民主革命思想特色,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一從國家整體上觀察重大問題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的鮮明特色之一,是從國家整體上觀察重大問題,謀求救國方略。這種思想特色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不斷分析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提出革命成功的正確策略和綱領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在他1904年流亡日本前的22年中,正是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狂潮之際,而清政府卻是殘酷地鎮壓人民的反抗,對侵略者處處妥協投降,這使本來就對它堅持封建專制統治不滿的人們更加認清了其腐朽反動本質,從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04年,宋教仁和黃興等人發起組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華興會,提出“驅除撻虜,恢復中華”的政綱,決定聯絡會黨及外省革命黨人于11月16日(慈德七十大壽)在長沙舉行起義。但因計劃泄漏而失敗,宋教仁遭清廷搜捕,遂逃亡日本。此后,他對長沙起義失敗進行認真反思,認識到進行革命必須首先做好......

蔣介石與中國傳統文化
作者:秦英君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關于蔣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學術界多有記述。本文僅就蔣氏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關系略作闡述。蔣氏一生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論著、演講、書信、談話等文稿中隨處可見,可謂崇尚有加,其中《科學的學庸》是蔣天對《大學)}、《中庸》的解讀,最能代表蔣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科學的學庸》,為蔣氏1959年在臺北訂正。其內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學之道上篇、大學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衰的“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書經》、《詩經》、《禮經》、《春秋》,通稱“四書五經”,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著作,堪稱中國文化學術的寶藏。其中《大學》和《中庸》本是(禮記》的兩篇,后人把《大學》、《中庸》從《禮e》中提出加以解說闡發,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衰為《大學)}、《中庸》寫了“章句”,為《論吾》、《孟子》寫了“集注”,合為一書,稱為《四書章句集注》。該書匯集了歷代對四書的注澤,加上朱意的訓沽、解釋、闡述,形成了完整構理學思想體系,成為正宗的儒學傳統。蔣氏指......

張聞天經濟管理思想的歷史考察
作者:岳梁
隨著歷史的推移和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人們驚奇地發現被忽視或被錯誤地批判的張聞天的經濟管理理論的基本思想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江西時期:不可能實現的大膽論述1931年張聞天回國之時,正是蘇聯經驗被教條化之際,但他有關經濟管理方面的獨立探索、理性思考和大膽論述,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于對蘇區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形式的認識,張聞天明確指出在管理上必須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手段。黨和政府要按經濟規律宏觀調控市場,成立糧食合作社和糧食調劑局努力平抑物價;要組織生產與消費的合作社;大力發展公營企業,蘇維埃銀行應大力支持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進行競爭;要用有系統的管理來推動蘇維埃經濟的組織和建設工作;要努力節約,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資源來解決經濟問題;政府要發行經濟建設公債;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弓卜地資本家到蘇區投資;大力鼓勵蘇區對外貿易。在這一時期,張聞天最大的經濟管理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充分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思想。他說:“工商業的發展,蘇區內生產力的提高,周時即是資本主義的部分的發展”,蘇維埃“目前并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且還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用許多辦法......

論英國都鐸專制君主制的有限性
作者:閻照祥
一都掉君主制的多種名分縱觀英國君主制度史研究,以對都擇王朝君主制性質的分歧為最多。僅就名號而言,多數學者在承認它是專制君主政體(Allt。-”’“h”m”n。rCN)的前提下,還有“新君主制”(Newmonarchg)、一強大君主制”(Strongmonarchy)、“絕對主義君主制”(Absolutismmonarchy)、“有限君主制”(Limitedmonar-chy)和“混合君主制”(Mixedmonarchy)等不同提法。既然多數學者都承認都蜂王權具有專制主義特征,為何又提出諸多名號?答案也非一端,起碼在于:第一,對“專制”這一概念理解的差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專制政體就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體。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君主專制的特征就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人按自己的意志和反復無常的心情領導一切”①。依照我國通行解釋,專制是“專斷”、“專橫”的近義詞,君主專制政體則意味著君權的至高無上和鮮受制約,帝王的恣意而為與殘忍暴虐。帝王之下的各類政府機構也不過是君權的維護者、服從者、執行者和依附者。當我國學者帶著這些傳統意識和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習......

納粹奪權時期的政治宣傳初探
作者:梅義征
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德國納粹主義運動就其發展時間之短、規模之大以及所取得的勝利來看,堪稱空前。對此,國內外學者從魏瑪時期特殊的政治現實以及德國的歷史遺產出發,就其興起的客觀歷史背景,提供了許多令人信服的解釋。本文擬從納粹奪權時期的政治宣傳人手,對納粹運動發展的主觀原因作一粗淺探討。一納粹宣傳組織的發展納粹宣傳組織的發展大致可以1928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1925—1928年為第一個階段,屬于草創時期。在此期間,納粹黨全國范圍的宣傳網絡開始形成,同時,希特勒也通過這一網絡更加牢固地控制了納粹黨。1925年年底希特勒出獄后,即開始著手進行納粹宣傳組織的建設。他首先考慮的是基層組織的建設。希特勒認為,如果納粹黨要在議會政治中進行有效的競爭,就需要一個全國范圍的基層組織。這樣既便于招收新成員,又能動員選民。為了能在全國建立相互聯系、高度一致的網絡系統,納粹黨領導機構要求每個地方黨組織于1926年3月20日前建立一個宣傳小組,由那些“對我們的運動充滿狂熱精神的人所組成”,作為從事政治鼓動的委員會。為了加強對地方活動的集中指導,規定宣傳小組可以越過區(Gau)與慕尼黑的......

論蘇聯出兵東北對東北根據地建立的歷史影響
作者:李躍新,羅平漢
蘇聯出兵東北和中共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關系,是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中蘇兩黨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此作一些分析和了解,對于我們全面地了解放戰爭時期的中蘇兩黨關系,了解東北根據地建立的歷史背景,具有一定意義。蘇聯出兵東北,為中共實現由南向北戰略轉移提供了可能。中共對東北地區的工作歷來是很重視的。東北地區很早就有黨組織的活動。但是,在從1944年到蘇軍出兵東北之前,黨的工作重點事實上是向南發展。1944年春,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河南、湖南、廣西大片國土淪人敵手。為了擴大解放區,中共中央決定在陜甘寧等地抽調部隊和干部,開赴河南、湖南,向南發展。同年7月25日,中央作出了向河南敵后進軍的部署。11月,由三五九旅主力組成了以王震、王首道為首的南下支隊,進行南征,進軍粵北和五嶺地區,創建華南根據地。1945年7月22日,毛澤東指示王震、王首道:“你們的唯一任務是爭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時間,在粵北、河南創立五嶺根據地,并與廣東我軍連成一片,準備于內戰時牽制南方一翼。”①1945年6月,中共中央將劉連轉、雷經天、晏福生領導的三五九旅在陜甘寧的留寧部隊和文年生部,共......

“關余”產生的時間
作者:康之國
出現于中國近代關稅史中的“關余”這一概念,其產生的具體時間究竟為何時,目前在關稅史研究中還是眾說紛紜。一般都認為它產生于鴉片戰爭后,當關稅用來作為外債的擔保時;也有一些人認為它是指一般的關稅交出剩余。其實弄清“關余”產生的時間,絕非是一個簡單的時間問題,它關系到對“關余”性質問題的認識與否。因此,我們不能把出現于中國近代關稅史上這個特殊產物的概念簡單化了。就其性質而言,它是中國關稅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的一種表現。具體說就是“關余”的產生標志著中國近代關稅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至于“關余”究竟產生于何時,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需要考慮:一是當關稅用于外債及賠款的抵押時;一是當關稅稅款的支配權為債權國(列強)操縱時。有些學者認為當關稅用于外債及賠款的抵押時,就產生了“關余”。其實,關稅用于償還外債或賠款,在1860年的《北京條約》就有此項規定,甲午中日戰爭之后,清政府為了償還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強加給中國的巨額賠款,不得不對外先后進行三次大借款,這些借款均有以關稅為擔保之規定,但我們不能說這時已經產生了“關余”,因為此時的關稅稅款保管與支配權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也就是......

關于歷史評價標準的反思
作者:鄧京力
歷史評價活動是評價主體向客體的對象性精神活動。因而,歷史評價標準也是人們自己掌握的一種主體性的標準,它是人們在歷史評價活動中應用于對象的價值尺度。但是,任何科學的歷史評價活動的首要環節都是選擇正確、適宜、客觀的歷史評價標準、歷史評價標準的客觀性,最終決定了歷史評價的科學性。這里,我們要從歷史評價標準的來源、種類、等級及特征來探討這種客觀性的基礎。一歷史評價標準的產生與來源我們用來評價歷史的許多標準看起來都是來源于人們的主觀世界。例如,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的人會對歷史做出不同的評價;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會對同一歷史現象持不同的態度;不同學識、文化修養,不同個性的人也會對歷史有不同的解喻與看法。人們總是喜歡用“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的用語來表示自己對歷史所做出的價值判斷。然而,我們一旦深人分析歷史評價標準的產生和來源,就會發現它根植于兩個客觀的基本前提:一個是歷史評價主體的需要和利益;另一個是歷史評價客體的屬性。第一,歷史評價標準首先來源于評價主體的需要和利益。離開了主體需要,主體也就沒有必要對客體進行評價,同時也使對客體的評價失去了根據。這一點強烈地顯示......

紹興墮民階層的境遇新論
作者:俞婉君
一提起墮民這個賤民階層舊時(指產生以來到解放時那段時期)的境遇,人們馬上就會想到陰暗破舊的墮民坊、奴顏卑膝的“墮民相”、世人鄙視的目光,不由得同情其遭遇,認為他們“幾百年來,墮民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著日子”①,“過著黑暗的生活”②。有學者還“根據史籍志書記載”,認為“墮民歷來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③。筆者重讀史志,再對墮民坊遺址進行社會調查,卻發覺他們舊時的境遇并不悲慘。我足跡所及,既有城鎮又有農村,既有原經濟較發達地區又有至今仍較貧困的山區,既有曾是整個墮民坊又有只占據一角的墮民區,我認為從區域上基本上能反映紹興墮民整體概況。所走訪的原墮民坊遺址主要有原紹興府下的紹興城區三律街、紹興縣的馬山鎮上墮民坊、錢清鎮郊外三里堂、王壇鎮郊外肇湖村和上虞縣松下鎮上墮民坊、瀝海鎮上謝家樓、小越鎮郊羊角瀝和鎮外十里的陳巷、章鎮鎮郊外五里的西坊。下面,我以實地調查為主要依據,結合史書的記載,就墮民對主顧的依附關系、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等三個方面談談自己對舊時墮民境遇的一些新的看法。一對主顧是寄生性依附墮民以做墮民而淪為賤民,所以我認為首先應剖析墮民業中的主顧(特指....

三K黨與美國南部重建
作者:謝國榮
美國內戰使400萬南方黑奴成為自由人,給南部社會結構帶來劇變,尤其是對南部白人傳統的生存方式、價值觀念產生了強烈的沖擊。面對這場深刻的變革,南部白人作出了種種反應,三K黨的興起及其活動,可謂其中的革革大者。1865年12月,前南部同盟6名年輕的退伍軍人在田納西州普拉斯基鎮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后命名為kukluxklan①,簡稱三K黨②。三K黨鼓吹白人優越論,主張恢復民主黨對南部各州政權的控制。他們濫施暴力,其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南部重建的進程和結果,尤其是阻礙了黑、白種族關系的重建。三K黨在美國內戰后的興起,可以說是南部白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觀念的產物,其骨干成員來自前南部同盟退伍軍人。戰后黑人地位的變化導致白人的強烈對抗情緒,而激進派的重建政策也刺激了白人有組織的抵抗活動的出現。托克維爾指出:“現代人在廢除蓄奴制以后,還要破除三個比蓄奴制還要不好對付的頑固偏見,這就是奴隸主的偏見、種族的偏見和膚色的偏見。”③他的話帶有敏銳的預見性。美國內戰雖然廢除了奴隸制,但它無法把實現種族之間的正義、自由和平等的觀念根植到白人的內心深處。戰后南部白人根本不曾重建過種......

漢代城市規劃及城市內部結構
作者:陳昌文
一城市建設的導向與規劃漢代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前期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眾多的城市建設上,頗具時代特色,體現出它固有的城建導向或指導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注重地理環境。漢代對于國都的選擇除考慮到政治、經濟、軍事諸因素之外,同時還考慮到自然環境等各方面的條件。《管子·乘馬篇》說:“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就是說,在選擇國都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條件,并因地制宜地規劃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漢書·張陳王周傳》中就定都何地問題,有這樣一段記載:“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骰邑,背河鄉洛,其固亦足恃。(張)良日:‘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骰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嘈軸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

略論晚清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的歷史變遷
作者:王先明,尤永斌
教化是“個人社會化的客觀條件,是生物的人變成社會人的過程。一個人降生后,要成為一個社會的人,都將接受一定的不同層次的社會文化,經過家庭、家族、鄰舍、社區及各類學校的教育、訓練,逐步懂得一定的社會規范,成為服務于社區、社會群體的合格角色”①。簡言之,教化就是通過教育和訓練使人們的思想符合既定的社會規范的過程,它為個人的行為奠定了思想基礎,是個人一切行動的最初原動力。教化的成功與否與社會的穩定是息息相關的。在高度分散聚居的鄉村社會中,如何建立完善的教化體系加強思想控制,始終是封建王朝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它的成敗直接關系到王朝的興衰。人關以后,清王朝在接納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制度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比較成功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用以對鄉村社會的廣大民眾實行思想控制。但是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了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規范的劇變,從而也使得清王朝傳統的鄉村社會教化體系發生了歷史性變遷。在變遷過程中,清王朝基本上失去了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控制,從而,人心的離散便成了清王朝迅速滅亡的主要社會條件。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移風易俗,實為要務。誠亂者輯之,強者訓之,相觀而善,奸意何自而逞。......

習史偶得(二則)
作者:馮天瑜
臨文必敬論古必恕清人章學誠在唐人劉知幾的“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之外,還特別增加了“史德”一條,這實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對此所作的解釋是: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文史通義·史德》)章氏認為,史家僅有才、學、識還不足以成就優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文史通義·史德》)章氏反對將才、學、識簡單理解為辭采、記誦、擊斷,他認為真正的“良史之才、學、識”還有深層的內涵──史德。他是把著書者的心術之正作為史識的前提看待的。這與劉勰的“文心”說頗相類似:“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龍·序志》)也直逼《周易》“修辭立其誠”之義。以往,人們多從道德論角度闡明章學誠此說的內蘊,這當然是正確的,卻又并不完備,因為章氏之說在道德論之外還有知識論的意味在,這一點,參之章氏與“史德”相輝映的“文德”概念便得以顯現。章氏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凡為古文辭者,必敬與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也,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萌芽于戰國時期
作者:王麗英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源遠流長,學術界一般認為它正式形成于秦漢時期。至于萌芽問題,則鮮有論述,或意見不一。筆者認為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萌芽于戰國時期。一戰國時期的社會大變動,為監察制度的萌芽提供了歷史條件戰國是我國社會大變動時期。各諸侯國先后展開了變法運動,整個社會經歷著巨大的變革。首先,官吏選任制取代貴族“世卿制”。戰國時,各國實行“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即官吏由國君根據功勞和能力而任免,廢除以前世族壟斷官職的“世卿”制度。如楚國規定:“封君之子孫三代而收爵祿。”(《韓非子·和氏》)上自中央官如丞相、御史,下至地方官如郡守、縣令,一律由國君“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史記·趙世家》)。這種選官制度,有利于國君對人才的選拔,也方便了國君對官吏的監制。其次,棒祿制取代“世祿制”。各國普遍推行棒祿制,如魏國實行一食有勞而祿有功”(《說苑·政理》),秦國實行“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并“明尊卑爵秧等級”(《史記·商君列傳》),根據所立的功勞給予俸祿。俸祿的多少,視官位的高低大小而定。這種俸祿制度“臣盡死力以與君市(交易),君垂爵祿......

近代上海地區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工具的變遷(1840—1949)
作者:劉華明
上海原是我國江南濱臨東海的一個縣城。鴉片戰爭后,據中英《江寧條約》,1843年辟為商埠。隨后,英、法、美等國資本主義勢力相繼侵入,先后派駐領事,設立租界,并以此為港口同中國通商貿易。自此,上海即陷入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并逐步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變化,上海地區(包括市區和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10個郊縣──筆者加,下同)的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工具也發生了顯著變遷,且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典型性。誠如《上海縣續志》所言:“上海特濱海一小縣耳,而在明已為防倭重鎮,在清又為互市巨埠,累樞南北,轉輸江海,交通貫于全球,聚族及于百國,京邑省郡或且遜之,因風會之所趨,亦地勢利便之所致也。此近數十年中外交涉之繁匾,租界地址之擴充,水陸形勢之變動,一切法制之興革,風尚之遷流,既月異而歲不同”(吳馨等修,姚文用等離:《上海縣續志》,井言)。一交通運輸工具的變遷上海地處江南水鄉,自古“有舟無車,陸地運輸向用人力。”(吳馨等修,姚文相等纂:民國《上海縣志》卷12,交通,軌)光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