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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5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來源: 暫無 發布日期: 2015-12-28 瀏覽次數:

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歷史考察
作者:朱漢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基本形式。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標志著這一政黨制度的初步確立。以此為起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已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實行了整整50年。本文試就這一政黨制度50年來的發展歷程,作一簡要的歷史考察。一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初步確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執掌政權條件下實行的一種完全新型的政黨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共產黨居于國家政權的領導地位;其它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親密合作,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和決定,共同管理國家事務。作為一種政黨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共同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政治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在長期的民主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了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意義,因此,當中國第一個民主黨派——第三黨誕生后,中共就一直堅持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方針。各民主黨派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爭取民主政治的斗爭中,也逐步認識到只有與中共合作,并接受其領導,斗爭才能取得勝利。

論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歷史結局
作者:李振宏
站在世紀末的歷史高度回溯近百年來的中國史研究,人們會感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人們過于將歷史研究現實化、時代化,而忽視了歷史本身的性質。農戰史的研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本世紀初葉,在辛亥革命浪田的波及下,太平天國研究一度興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間,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著作近犯林之多,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高度集中藥學術論題;接著到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則將整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研究提到了相當的歷史高度,人們簡直就將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看作是現實中農民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國建立后的中國史研究,更將農戰史研究裝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短短40年間,發表論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學研究領域形成了趨之若騖之勢;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現實生活中階級斗爭問題的鮮有提及,隨著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迅猛過渡,加之建立穩定社會秩序的目標日益迫切,農戰史研究成了一個陌生的話題,以至于翻閱10多年前的農戰史研究,不免有惶若同世之感。的確,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顯現時代脈搏,但那些歷史的重大現象,在任何時代都會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不能將其作為過時的選題而拋棄。

烏托邦、末世論與西方歷史進步哲學觀念批判
作者:劉懷玉
在傳統意義上,整個西方文化可以籠統地稱為“兩希”文化。上世紀英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詩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Arnold1822-1888)曾為此感嘆:“希伯萊文化和希臘文化,我OJ的世界正是在這兩種影響點之間運動的。有時,我們的世界更強烈地感受到其中一點的吸引,另一時間則感受到另一點的吸引。”①因此,從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近代以來西方一切關于未來社會理想的歷史進步觀念都來自于兩個源頭:一是希臘的烏托邦思想,二是希伯萊(猶太教——基督教)的末世論。被現代英語音譯為烏托邦的Utopia一詞,本出于古希臘語,意指“并不存在的地方”。據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考證:是英國的托馬斯·莫爾首次將烏托邦這個希臘語引入近代政治詞匯,指出它的雙重內涵:(l)EUt0Pis——福地樂土;(2)OUt0Pi。——烏有之鄉②。美國知名的毛澤東學專家莫里斯·邁斯納據此系統揭示了“烏托邦”之目相矛盾的內涵特征:“在道德上,烏托邦或許是‘福地樂土’,而在歷史上,它卻可能是‘烏有之鄉’。”③

試論戰國相權的若干問題
作者:晁福林
戰國時期社會結構的大變動反映在政治方面,一個重要的標識便是由卿權到相權的轉化,從一個角度而言,可以說相機的發展實為戰國時期政治發展的樞紐。本文擬對于戰國相權的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指正。一戰國時期相權與君權的關系戰國時期,政事目繁,各級官吏山相取統領管理,實為形勢所需。關于這方面的道理,茍子所論甚精。他說: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放日: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后可,夫是之謂國具。…··做人主無便霎左右足信者謂之暗,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①值得注意的是,茍子將輔佐國君的卿相與國君左右的“便劈”之臣分別論列,其間可能含有讓國君依靠其足可信賴的左右近臣來牽制相權的用義在內。戰國時期的相,茍子或稱為“家幸”,他說:“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順修,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家宰之事也。”②將國家的政務歸之于“家宰”,這是基本符合戰國時期各國官制情況的。

打虎亭漢墓壁畫別論
作者:馬新宇
打虎事漢墓位于新密市境內打虎亭村西,為兩墓(M;、M。)東西并列,形制宏大,建構復雜,更因此的石刻畫像壁畫和外的彩、墨繪壁畫為“已發掘的東漢墓中所罕見”,因此,該墓在1960年發掘后,弓I起了考古界、繪畫界、史學界的矚目。由于兩墓壁畫表現的內容極其宏大浩瀚,加之破損和滯溫不清,使資料的整理難度極大。從1960年2月始,歷時30余年,至1993年12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整理正式報告,才以書籍形式(書名為《密縣打虎事漢墓》,以下簡稱《報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筆者于1992年應邀組織且參與了MZ的彩、墨壁畫復制工作,并對風的部分石刻壁畫進行了研究,因而對兩基的情況略有線知,對《報告)}的某些結論覺得不妥,且《報告})有數處遺漏,故不揣愚陋,簡陳己見,以就教于方家。《報告》認為,MI的石刻畫像均為先塞外完成雕刻,后墓內壘砌拼成。從人物在石塊上造型位置的分布關系分析,這個結論并不適合于全部石刻畫像。如南耳堂北壁畫面,兩個人物頭部都恰好位于三石塊的拼縫上,嚴重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完整與表情表現。人的面部位于二石塊接縫處者更有多例。

論諸葛亮草廬決策的科學性
作者:任守春,馮振廣
諸葛亮的《草廬對》在歷史上影響很大,它既關系到三國鼎足之勢的形成及蜀漢政權的興亡,又關系到有關歷史人物的評價,所以后人對其評論較多,近年來不少學者又提出了新的見解,讀后深受啟發。但由于論者的視角不同,或溢美回護,或在缺乏確鑿史料為依據的情況下隨意地進行貶斥。筆者認為,在《草廬對})的研究上,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確鑿的史料為依據,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全面認真的剖析,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一對幾種非議草廬決策思想觀點的評述對《草廬對》持否定觀點的大致有這樣幾種:奪取荊州是急躁冒進;跨有荊、益是不可能的;占據荊州與“外結好孫權”是矛盾的;兩路出兵是行不通的等。下面從實際出發,作一簡要評述。(-)奪取荊州不是急躁冒進按照《草廬對》的路線,首先是奪取荊州。從劉、孫關系來說,荊州既是雙方矛盾的焦點,又是建立聯盟共同抗曹的交點。公元207年,曹操率大軍南下荊州,這時劉表病逝,內部隨之發生分裂。以長子劉傳為首的一派倒向劉備一邊,以次子劉瓊為首的一派主張投降曹操。當時諸葛亮主張立即吞并劉瓊,乘機占領整個荊州。

從“存天理,滅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
作者:熊鐵基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者朱嘉,被稱為孔、孟之后第一大儒,“存天理,滅人欲”可說是理學的核心和綱領。乍看本文標題,似乎故意作翻案文章,其實這是對未募思想進一步深化的認識。未贏的思想基本上是屬于儒家的,主要是他改造儒學使之符合時代的需要。他在宋儒周敦頤、程領、程頤等人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造儒學,形成被稱為理學或道學的新儒學,所以現在有人稱宋代儒學為新儒學。然而他的改造工作,采取和借助了釋道二家的思想和學說,這也是大家所公認的。其吸收道家和道教的東西猶多。例如先秦以來,儒家基本L不講宇宙本體,道家從老子開始就講宇宙本體,宋儒改造傳統的儒學,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討論和闡述宇宙本體問題,將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從本體論推衍出人性、物性等等。宋儒的本體論是從周敦頤的無極、太極之說開始的,朱惠繼承其說,并且認為無極、太極就是理,如《朱子語類》卷94: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仔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不正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

試論鴉片戰爭前300年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與貢獻
作者:彭順生
16世紀中葉葡人占據澳門至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時期。澳門憑借其在對外交往中的諸多有利條件,不僅在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對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傳播與交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遺憾的是,盡管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澳門問題研究的深化,有關“澳門史”、“澳門與中國歷史文化’等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與貢獻”之研究卻很不夠。探討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與貢獻,不僅有助于深化對澳門的研究,而且對于澳門回歸之后,利用其潛在優勢,繼續發揮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獨門在“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中的地位16世紀是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這一時代在西歐經濟領域內所顯示出來的經濟變革特征是;作為革命因素的商品貨幣經濟在西歐封建社會內部的日益發展,逐漸突破自然經濟的嚴重京結和城市行會的控制,促使國內外市場相互聯系加強和商品交換擴大起來。

中國封建社會的倡廉治貪及其歷史反思
作者:單玉華
中國封建社會的治國方略系統、完整而獨具特色,其中,倡廉治貪是治國安邦的一項基本舉措。盡管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都伴隨著社會腐敗,但是這些倡廉治貪措施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度昌盛都產生過積極作用。以客觀的態度正視這份歷史遺產,對于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是不無碑益的。早在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之前,中國奴隸社會的統治者就已經把倡廉治貪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據記載,皋陶造律時就規定“食以敗官為墨”,將貪墨之官處于死刑①。周朝則把官吏腐敗概括為五種表現:惟官(官官相護),惟反(以個人好惡包庇或報復某人),惟內(搞裙帶關系),催貨(收受賄賂),誰來(接受過去有交情的人的請求),合稱為“五過”。并據此監督文武百官的行為。凡在司法過程中犯有“五過”的,“其罪惟均”,要受到同樣的刑罰;凡為官不廉者,就要奪其官、財,使其受到相應珠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加強封建中央集權,進一步完善了治理國家的各項制度措施,其中尤以加強吏治為治國安邦之根本。秦以“五善”、“五失”為束治的具體標準。“五善”所舉為:“一日中(忠)信敬上,二日精(清)廉毋謗,三日舉事審當,四日喜為善行,五日襲(恭)敬多讓。”②

清代道光咸豐間吏治敗壞情況述略
作者:石志新
清朝的統治經過了“康乾盛世”后,從乾隆后期以回.政治漸趨黑暗,吏治日益腐敗。嘉慶余政后,欲力扭求治,誅除和神、嚴禁貴物、祖求直言,但終究難挽江河日下的頹局。至道光帝君臨天下,面對“吏治做壞已極”①的局面,也曾試圖振興,整天忙于政事,臨死前半年中還帶病上朝。但清政府的統治核心已全面成朽.這就使得嘉慶和道光的振作顯得疲憊無力。本文試對道成年間吏治敗壞的表現作些具體考察.以便更好地認識清代后期政治黑暗的狀況。一無官不食有重背污道光末年,趙光曾奏陳時務四條,指出“空治日壞,武備不修,緝捕廢弛,虧額累積”②,是最大的時務。從而可以看出,至道光束咸豐初,吏治、法制及軍備的全面腐敗,已成為統治者無法避諱的政治問題。而克治的敗壞則主要表現為官吏隊伍貪風賄風日熾。官員嗜錢貪贓,亙古有之,但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朝代類如清后期那樣,到了無官不貪、有空皆污的地步。從中央部院大員到地方首領,無不貪贓枉法。

晚清“省”意識的變化與社會變遷
作者:劉偉
社會意識,是社會群體心理的反映。社會意識的變化,一方面受社會變遷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直接制約和影響社會變遷。本文通過對晚清“省”意識變化及其影響的考察,反映當時社會變遷的一個側面。一晚清社會變遷與“省”意識的變化省制起源于元朝。元人說:“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天,機務目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齊、防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話道事繁,準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①可見元代行省實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其組織設置與中書省是一致的。但是,又由于每一行省都直接統轄一定數量的路、府、州、縣,凡區域內“錢糧、兵甲、屯種、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成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劃。省制經明清的演變發展,已趨固定化。清代省制仍具兩重性質:既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又是地方最高行政區劃。省之最高長官總督巡撫的權力非常大,總督“掌總治軍民,統轄文武,考核官吏,修飭封疆”。巡撫也“掌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群吏之治,會總督以詔廢置;三年大比,獻賢武之書,則監臨之;其武科則主考試”②。

康、袁交往與戊戌維新政治格局
作者:張華騰
關于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與袁世凱的交往、康有為與袁世凱的思想、袁世凱參加維新運動及其對維新運動的影響,學術界雖無專文研究,但在幾部影響比較大的專著里均有涉及,不過看法各異。肥年代初的一些著作認為,袁世凱是反對變法運動的,他參加維新運動完全是為了政治投機。80年代末至今,有部分學者仍堅持這種觀點。但隨著新資料的發現,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對袁世凱有了新的認識,認為“袁世凱在甲午戰后,是傾向變法維新的,其對于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為之下”①。“袁世凱熱心維新,頗為康有為等贊許”,“袁當時與強學會、康有為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袁世凱品質惡劣,在變法維新斗爭最激烈之時,為貪圖個人名利,放棄了信仰、友誼,而向榮祿告密,其表現為“善始而惡終’,@筆者認為,袁世凱參加維新運動,決不是為了投機,而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袁世凱和康有為的關系非同一般,一度相當密切。為挽救甲午戰后的民族危機,他們亟謀變法,相互支持,堪稱志同道合的同志。袁世凱是一個新洋務派。他久居海外,了解世界形勢。他和康有為的思想確有許多相似或相通之處、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又表現為明顯的差異。

立本·“改造”·成新──熊十力復興中華文化的探索
作者:吳雁南
滾十力(1885-1968年),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他痛惜辛亥鼎革以來“道德淪喪”人世風B下”,中年慨然脫離政界,潛心學術。“體道以立人極”①,增進國民之道德為己任;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他重新審視中華文化,對準呼精神有獨特的生命體悟”②,致力于復興中華文化。在此,擬就熊氏在20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對振興中華文化的探索談幾點淺見。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為了激發國人助民族、民主思想,增強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他致力振興中華文化,并提出獨具一格的立本、“改造”、成新的思想主張,為其復興中華文化的指導思想。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他對“全盤西化”論深表不安,對那種“不識固有家珍”,“徒以一切掃蕩是務”,“追隨外人時下淺薄風會”,痛心疾首。感嘆說:長此不變,“則將陷入西哲之網羅”,“中國人當萬世為奴,深堪危懼”③。因而他要求在接納西方文化中首先要立本,對此他打了個生動形象的比喻說:因如園夫接木,必厚培其根本,而后可以他木之技,接納于此本之莖,使之吸收異質,發榮滋長,別成一新物事。④

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區的新民會
作者:張洪祥,楊琪
新民會是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淪陷區建立的一個反動政治組織。其主要任務是:防共反共,收買漢奸,搜集情報,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榮”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強化運動,鎮壓淪陷區人民的反抗;同時,它控制淪陷區各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和各社會團體,舉辦各種訓練班、講演會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直接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新民會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工具,給當時淪陷區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和危害。因此,揭露新民會的內幕,對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及其罪行是有益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北淪陷,日本為了鞏固對新占領區的殖民統治,鎮壓華北人民的反抗,在政治上實行“以華制華”的方針,企圖達到“掌握民心”、麻痹中國人民斗志的政治目的,遂于1937年12月14日,扶植一批漢奸在北平建立了華北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又于同年12月24日成立了一個似黨非黨的“新民會”組織。新民會脫胎于偽滿洲國的協和會。早在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時,日本關東軍炮制了協和會的漢奸組織,宣揚“日滿親善”、“王道政治”、“民族融合”、“共存共榮”,對東北人民俗輸奴化思想。

抗戰時期河南淪陷區的奴化教育
作者:謝冰松
一個時期以來,日本國內一部分軍國主義分子不斷制造事端,掩蓋甚至歪曲侵華史實,企圖開脫歷史罪責。歷史終究是歷史,任何歪曲掩蓋歷史的圖謀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回顧那場戰爭,看看那段歷史,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滔天歷史罪行,而且在思想文化上的欺騙宣傳和侵略也昭然若揭。淪陷區奴化教育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實施思想文化侵略的鐵證。河南淪陷區奴化教育是全國淪陷區奴化教育的一個縮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人類即將跨入對世紀的時候,重新審視和探討抗戰歷史尤其是淪陷區奴化教育的歷史,對于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淪陷區奴化教育的內容1937年11月,日軍攻占了豫北重鎮彰德(今安陽),11月20日組成了河南省自治政府。1938年6月6日,日軍又侵占了河南省會開封,豫北全部地區和豫東大部分地區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44年4月18日,日軍又發動了著名的河南戰役,4月22日鄭州陷落,至5月25日,許昌、駐馬店、洛陽等地被敵占領,河南全省淪陷。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述論
作者:牛淑萍
19世紀中葉隨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基本或接近完成工業革命,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為了開拓海外市場,他們把目標轉向了遠東地區,用武力強迫中國、日本等國家鑒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特權。遠東各國人民為擺脫西方的殖民壓迫,進行了種種形式的反抗,其中日本最為成功,它用和平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修改了不平等條約,成為亞洲第一個與西方有平等關系的國家,完成了國家主權的獨立。本文擬對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歷史作初步探討。1543年與中國通商的葡萄牙船只因風暴漂流到日本種子島,是為日本與西方國家接觸之開始。1549年基督教傳入日本,隨后西班牙、荷蘭也開始與日本交往。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向大名和農民傳教,1637~1638年又爆發了由基督徒領導的農民起義,引起了德川幕府的恐慌。于是,1639年幕府頒布了加強對基督教的禁令,從此開始了所謂“鎖國時代”。鎖國時代西方國家試圖與日本建立聯系,據統計,1794~1823年間,歐美國家到日本活動有19次,其中俄國、英國各8次,美國3次;1824~1854年間有30次,其中俄國6次,英美各11次,法國2次①。

遠東危機與“光輝孤立”的困境(1900~1901)
作者:邵永靈,王琛
19世紀是“不列顛統治下的時代”。與這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呼應,英國的外交政策被冠以‘恍輝孤立”的稱謂,其含義是在和平時期不結盟,保持行動自由,它體現了大英帝國對世界政治的操縱和志滿意得的心情。但到19世紀末,隨著經濟的相對衰落和新興強國的出現,英國在世界許多地區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傳統的“光輝孤立”政策已無法應付群雄四起、紛爭不斷的局面。其中,遠東是英國窘境暴露最早、也最充分的地區。1900~19OI年的遠東危機表明,英國已喪失維護“光輝孤立”的實力與國際環境,“光輝孤立’征走入困境。1899年開始的中國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因反教會而起的反帝愛國運動,到190O年春天,迅速波及京津、直隸地區,并于1900年6月圍攻駐京的外國使館。義和團運動的燎原之勢使帝國主義列強大為恐慌,它們正面臨被趕出中國的可能。于是,帝國主義國家聯合派兵前來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保衛其在華利益。這樣,圍繞中國問題,列強在遠東展開了空前的矛盾與斗爭,形成了1900~1901年的遠東危機。對英國來說,這次危機來的不是時候。

美國女黑奴生活狀況的歷史考察(1661~1863)
作者:黃虛峰
在1619年首批到達北美殖民地的20個黑人中,一個叫安納森的男子與伊莎貝拉的女子結婚,他們的兒子威廉·塔克成為第一位在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并于1624年在弗吉尼亞接受洗禮。在1619~1661間,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黑人皆為自由人或契約奴。1661年首先從弗吉尼亞殖民地開始,奴隸制成為合法,奴隸的孩子永遠是奴隸,奴隸的母親自然是肯定的奴隸。這種狀況維持到1863年奴隸解放為止。從1661年到1863年的2O0年,美國的女黑奴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白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奴,是主人的財產;另一個是黑人世界,在那里她是女人,是孩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本文試圖考察女黑奴在這兩個世界的生活狀況。作為女奴和女人,這雙重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并為從女奴到成為自由的女人進行斗爭,構成女黑奴的獨特性。在美國婦女史上,她們自有不可忽略的價值和較力。一在白人世界美國奴隸制的罪惡是馨竹難書的,正如著名的廢奴主義者弗·道格拉斯揭露的那樣:“美國的奴隸制就是授予一個人得以運用和強行把別人的肉體和靈魂作為財產的權利,奴隸的處境簡直同野獸一樣,他是一份財產……

試論宋代的專營店鋪及其招牌廣告
作者:郭天昊
由于宋代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城市規模得到迅速擴大,為了適應這種迅速發展的需要,城鎮出現了一批具有一定規模、有經濟實力的專營店鋪。這些專營店鋪的出現標志著商品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階段。與這些店鋪共同出現的,就是門首懸掛著能顯示自己經營特色的各類招牌廣告。宋以前的商業店鋪及其招牌廣告不夠發達,這是與當時的經營方式有著密切關系的。自漢魏以來,我國的城鎮管理基本上一直實行坊、市分離的辦法,“坊”是一種四面加上圍墻的居民區,“市”也是四周加上圍墻,專供商人在其中擺攤設點進行商品交易的貿易區,商人若在市以外的地域進行交易是被禁止的,若有違犯將受到懲罰。這種方法為的是城鎮管理的方便,可是在這種狹小的區域里進行貿易,勢必會影響乃至禁銀商業的發展。到了宋代,由于經濟的發展,城市規模迅速擴大,人口數量也急運增加,過去那種僅僅在“市”的區域以內進行交易的方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北來開封為例,常住人口就有100多萬,加上京師的駐軍,在京城的總人口已達150萬之眾,另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

民國初期中國證券市場初探
作者:宋士云
清朝末年,我國的證券市場已經產生,并獲得初步發展。到民國初期,我國不僅頒行了《證券交易所法》,而且也建立起比較規范的證券交易場所,從而使我國的證券市場步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新階段。本文擬就民國初期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做些探討。一證券交易從茶會時代到公會時代我國證券交易始于19世紀后半期的上海,早在1869年長利就已經從事股票的買賣①。之后,隨著我國洋務運動的興起、近代企業的增多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股票發行數額逐漸擴大,股票流通漸廣,于是出現了華商股票據客,以洋行的買辦居多,他們與洋商有密切的關系,對股票了解較多。他們人數不多,大都另營他業,而以證券為副業。起初,由于沒有專門的股票交易場所,股票交易十分困難。于是,在上海便有些商人利用在茶館喝茶品茗、人員比較集中之機洽談交易,并相沿成習,形成固定在茶館的聚會,俗稱“茶會”。“宣統二年間910年),他們的茶會設在四馬路大新街口惠芳茶館”②。其活動慣例是:每天上午聚會以通消息,所有買賣亦就于品茶時口頭成交;下午則奔走于銀行幫及客幫,如京津幫、山西幫、廣東幫等,以兜攬生意,間或也有顧客攜帶證券來茶會求售的。

孫武及其軍事思想
作者:楊釗
孫武字長卿,春秋晚期齊人,生卒年月不可考,大致與孔子(公元前551—前497年)同時。齊國是周初姜太公的封地,那里有姜太公及其后繼者所創造的戰爭知識技術方面最寶貴的遺產。孫武的出生約在齊桓公死后百年,此時齊雖不失為一大國,但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齊國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公室同田、鮑、欒、高四家大族的矛盾及四家族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愈演愈烈。當四家大族陰謀作亂時,田氏的支屬孫氏,擔心田氏家族一旦失勢會殃及自己,便離開齊國,投奔吳國去了。孫武逃到吳國時,吳國正處于上升時期。公元前514年,吳公子光利用勇士專諸刺殺了吳王僚,奪取了政權,就是吳王閣廬。閻廬在伍子管的輔佐下,勵精圖治,進行了社會改革,獎勵耕戰,發展生產,致使吳國“始大,比于諸侯”。吳王固廬想要奪取霸主的地位,苦于沒有中意的統帥人選。伍子前將孫武的兵法十三篇呈給吳王。閻廬看后,大為贊賞,派人把孫武請來。吳王讓孫武用宮女演練。

王安石的人才思想體系
作者:張西方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學者、教育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列寧評價他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在他的倡導下,曾成功地實現了從11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偉大改革。這與他的人才思想是有密切關系的。王安石自成體系的人才思想,在我國古代豐富的人才思想寶庫中也是不多見的,特別是他的一整套關于培養、選拔、任用、升遷人才的思想,至今還閃耀著光輝。一“方今之急,在于人才”,“得士則興,失士則亡”——人才的重要性王安石通過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問題的考察,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了社會的主要癥結在于人才太少而不才太多,“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茍簡食部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閱郡之間,往往而絕”。認為要除弊興利、改革發展,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他說:“誠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視時勢之可否,……變更天下之弊法……甚易也。”

陽夏戰役中的黃黎關系
作者:蘇全有
《辛亥首義回憶錄》二(第194頁)上有文章說,陽夏戰役期間,“黃興上有黎元洪,黃的命令不能統一;下面的人事安排不能盡如黃意。戰時情況,瞬息萬變,黃、黎往返磋商,不能當機立斷,最后使漢陽失守”。其他論著如《武昌起義史》、章士釗著《論黃留守》文(《民立報》1912年6月18日)等多將黎元洪“掣肘”作為陽夏戰役失敗的原因之一。事實并非如此。黎元洪在陽夏戰役期間對黃興是持支持態度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黎元洪派軍隊襲擊清軍后方,以配合黃興正面作戰。11月21日,黎元洪在閱畢賓土禮、姚金鏞對漢口的偵察報告后,即下令“擬陸海軍共進,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領漢口港家機,然后向劉家廟滿軍旅行攻擊”。陸軍由成炳榮指揮,海軍由湯鄉銘率領,鳳凰山、青山大炮予以支援配合。黎元洪“發下令后,又派參謀楊奎章、姚金情、賓主禮幫同成炳榮計畫,又派參謀徐達明、王文錦、吳兆鯉幫同海軍計畫。”(曹亞伯:《武昌起義真史》中,第307-309頁)此次攻擊雖然未能斷敵后路,但起到了配合漢陽正面戰場的作用。其次,派人到前線督戰。“選九月初六我軍失利,都督命令各機關和軍事學者參與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