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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6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來源: 暫無 發布日期: 2015-12-28 瀏覽次數:

再談我的歷史觀與歷史感概念──答周祥森先生
作者:雷戈
近見周祥森“‘反思’的反思”一文①,頗感詫異。研讀其文,總覺得許多話題扯得實在有些太遠。為了不再明知故犯,我就依照周文的順序逐次展開討論。一反思史學及歷史觀問題史學作為思想,可以說,它一直就處于一種不間斷的反思過程之中。但世紀末的史學反思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以一種更加醒目的方式把史學自身置放于史學反思的優先地位,即把歷史學本身的存在、本質與價值明確確立為史學反思的優先對象。當然,優先并不等于終極。說到底,反思史學最終還是為了更好地反思歷史,恐怕沒有人會單單為了反思史學而反思史學。我這里所說的反思史學的目的本身不是為了反思史學,主要是從史學反思的不同界面上來說的,即:反思史學的優先性不能取代反思歷史的本體性。而世紀末對史學的反思之所以會顯得異乎尋常的重要,不外乎是人們想借助于世紀末這一相對有利和特殊的視角來對歷史學的方方面面,對歷史學的基本特質,對歷史學的諸多可能性和內在局限性進行一番更為清晰和完整的認識,其目的自然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歷史。事實上,對史學的反思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正常進行。但對于研究歷史的人來說似乎又不盡然。因為歷史所包含的時間性使得搞歷......

作者:周祥森
再論世紀末史學反思宗旨和雷戈的歷史觀
孔子曾經以其寬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懷說過這樣一句至理名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意謂,攻擊不同于你的異端邪說,那反而是有害的①。正因如此,所以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是“無所爭”的,除非是射債比賽,因為射箭比賽這項活動,雖也有“爭”,但“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②。世質卻并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而是以為“君子”必要時、特別是關涉大是大非問題時,還須爭個你死我活方才罷休,不爭非君子:舊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惟知問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原,非君子也。”③筆者自忖沒有孔子那樣的“君子無所爭”的氣度,注定這輩子成不了“君子”,卻也不想成為是非不分的“謹厚之士”或“鄉原”式人物。所以,雖深知“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卻還是要作此文,以表明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④。一再議世紀末史學反思之宗旨首先,世紀末史學反思究竟需不需要“按照某一家歷史觀的理論指導來進行”?在《再談我的歷史觀與歷史感概念》(以下簡稱“《再談》”)一文中,雷戈先生說:“史學反思就是史學反思,不管它在任何時候進行,它都......

作者:李宏,孫英民
從周初青銅器看殷商遺民的流遷
商周的交替,是華夏諸民族從血緣性極強的氏族社會進人部族聯合的國家之起點,是東方文化的一次變革與新生。當時處于先進層面的殷商文化在這種變革中,隨著其主要負載者殷遺民的流遷而輻射、擴散開來,與周邊民族文化融匯,從而形成華夏民族文化的主流。從周初青銅器的分布、制作、銘文等方面的分析上,我們可以更為深刻地理解這種變革的內涵和意義。一商周文化的發展與融匯商周兩個部族的發展與融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姬周民族原本羈于西部一隅,從古公g父的離囪遷妓,周脫離了穴居野處的戎狄生活,開始具備國家的職能和設施,為以后的商周抗衡乃至滅商打下了基礎。《詩·魯頌》周人在追述祖德時言:“后稷之孫,時維太王,居吱之陽,實始螞商。”太王,是周人對古公的美稱,也是從此時起,商人的勢力開始從關中逐步東撤,周原一帶遺址與商代風格類同的也多止于殷墟一期。而同于晚商類型的遺址、墓葬和青銅器群,多見于陜北的綏德、清澗和陜南的城固一帶,而在周人活動的關中地區,文化遺存也開始呈現出商周匯融的特征。有關商周交往的最早文獻記載是《竹書紀年》。該書卷14中稱武乙34年古公在父之子“周王季歷來朝”并娶商王族......

秦漢中央行政決策體制研究
作者:劉太祥
行政決策是行政管理活動的中心,只有決策以后才能付諸執行。秦漢時期確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軍事等大權于一身,擁有國家行政最高決策權。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一人治理國家。皇帝為了保證自己最高決策權的正確行使,建立了相應的決策體制,設置決策機構和人員,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組織體系。每遇到軍國政務,皇帝總要采用不同類型的決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關大臣進行討論,集思廣益,從而選擇一種最佳的方案付諸實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證重大決策不發生或少發生失誤,用集體的智慧來彌補皇帝專斷的解失,推動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本文試圖從決策體系、決策類型、決策特點三個方面對秦漢中央行政決策體制進行研究,以期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行政決策體制有所研益。一秦漢中央行政決策的體系秦漢時期的中央行政決策體系是指在決策整個過程中的各個層次、各個部門在決策活動中的決策權限、組織形式、機構設置、調節機制、監督方法的整個體系。秦漢基本形成了決策中樞系統、智囊系統、信息系統、執行系統和監督系統。(一)決策系統它是決策體制的核心,由負責決策責任的決策者所組成,具有最終決策權。秦漢的最高決策權......

論關隴集團
作者:雷依群
關隴集團的概念及影響,是陳寅格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首先揭示的: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字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及其變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性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中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家即其代表也。當李唐初期此集團之力量猶未衰損,皇室與其將相大臣幾全出于同一之系統及階級—…·至于武生,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西魏選武里歷時既經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致分崩墮落不可救止。陳寅格先生此段話闡明了兩層意思,一是隋唐政權的核心,仍是關隴集團中人物(或其后裔),二是關隴集團至武里時方衰腐墮崩。筆者以為這個觀點是值得重新審視的,并認為關隴集團作為一個帶有地域性的軍事政治集團,只存在于西魏、北周一代。其起根發苗于賀拔岳,發展形成于宇文泰,自楊堅以樣讓方式取得北周政權后,此集團便不復存在,更不必待于武里之破壞。

金世宗與宋孝宗之比較研究
作者:王德忠
本文所以把金世宗和宋孝宗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這是由于:第一,他們同樣以海陵帝侵宋戰爭失敗為契機分別成為金朝和南宋的最高統治者,又是在同一年結束帝王生涯,在時間上具有較強的可比性;第二,他們同樣是金朝和南宋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他們為各自王朝而采取的求治圖強措施,在內容上具有較強的可比性;第三,在他們身后,金朝和南來幾乎同時呈現走向衰弱的趨勢,其中的原因盡管是復雜的,但又都與他們在位時實行的統治措施有著密切的關系。一“采石之戰”答后中的全世宗和宋孝宗正隆六年(1161年),金海陵帝完顏亮不滿于“紹興和議”以來與南宋分治天下的局面,以傾國之力發動了對南來的大規模戰爭,企圖一舉滅宋,統一天下。海陵帝的戰爭政策不僅使他在金朝統治集團中處于眾叛親離的地位,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而且由于準備戰爭空前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負擔,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契丹族和漢族人民的起義斗爭。正值海陵市率軍行進于江淮之間時,金朝宗室、東京留守完顏雍在遼陽即位稱帝,改元大定,是為金世宗。如果說完顏雍的稱帝表明了完顏氏皇室的公開分裂,而在不久后發生的海陵帝在采石渡江受阻、接著又在瓜洲被叛變亂軍殺死的突發事......

澳門主權地位喪失的歷史教訓
作者:秦元春
一澳門主權地位的喪失近代中國,澳門在中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鴉片戰爭之前,葡萄牙已有明顯的據澳門為己有的動向,當時,澳門仍然是中國在被迫開關之前,允許外國商人居留的唯一地點。通過下列事實,我們可以對葡萄牙的活動有所認識:第一,18世紀50至90年代,葡人在澳門進行所謂的“改革”,尤其80年代后的“改革”,竟以擺脫中國政府的管轄、確立澳門為中國“割讓”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新制度”為目標,但“改革”以仍服從中國管轄的“舊制度”而告終。第二,19世紀初,葡人連續向中國政府提出擴大貿易特權、削弱中國對澳門管轄的諸多要求,但均遭拒絕。第三,自19世紀30年代以來,許多葡萄牙殖民者加緊制造澳門是其“殖民地”的輿論,以至于在其1838年頒布的新憲法中宣稱葡萄牙的領土包括澳門居留地。鴉片戰爭前夕,在對華貿易中受阻的英、法、美各國商人和殖民者云集澳門,澳門已成為西方列強侵華的灘頭陣地。鴉片戰爭爆發后,1840年8月,英國發動了“關問之戰”,向駐守在澳門關閉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關問失守,這標志著中國政府自澳門開埠以來第一次失去了對該地區的軍事控制權。

近代江南地區工業資本與土地積累關系辨析
作者:馬俊亞
在考察近代中國工業資本的發展時,學者們比較注重工業資本與土地積累的聯系,視之為工業資本短缺的重要原因,甚至視之為民族資本家階級“畸形”、“不純粹”的最有力證據。筆者認為上述看法比較偏面,本文以江南地區為典型,全面考察工業資本與土地積累的各種關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效應。中國早期工業資本的來源,相當一部分是土地積累的資金。近代蘇南著名的工業資本家,大部分來自占地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如無錫地區,楊宗派家族投資業勤紗廠前,擁有義四1000畝①;薛南演家族投資永泰絲廠前,擁有田地4萬畝②;唐保謙家族投資慶豐紗廠前,占有土地6000畝③。據土改時調查,無錫一帶的地主,“資本充裕者,大多是向城市發展而兼為資本家了”④。這也是整個蘇南地區極為普遍的現象。一份蘇南土改文獻中寫道:“「蘇南」階級情況比較復雜,不少地主兼營工商業或有其他職業,純地主少。”⑤在蘇南中等發達地區江陰縣農村,“該縣因地處長江三角洲,受城市資本主義影響較大,城鎮商業繁盛,地主大部分兼營工商業或其家中有人從事自由職業”③,據江陰長徑區調查,該區818戶地主中,兼營工商業者431戶,約占53%o。

試論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的思想演變
作者:劉慶旻
6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了一場針對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期運動擴展到城市),歷史上稱為“四清運動”。對于這場運動的起因、過程以及對它的歷史評價,已有諸多學者在書中或在文章中有所論及,本文不再贅述。然而,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是,毛澤東在運動過程中前后思想起了相當的變化,這其中,包括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于運動的認識產生的矛盾。如何分析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的思想變化,可能有助于解釋他在“文革”中的種種理論和種種作法。應當說,四清運動中毛澤東已將其錯誤理論發展到了頂峰,這場運動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它給人們帶來的是思想上的混亂。筆者試就上述問題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學界同仁。實事求是地說,四清運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以及加緊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主張分不開的。廬山會議之后,我國正面臨著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這一點,對全黨來說認識是清醒的。正因為如此,從1961年以后,中央對國民經濟采取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論浮夸現象的實質及其產生機制
作者:劉長文
人類不但創造著自己的歷史,而且還不斷憑借歷史的理性和責任感,去消化和認識自己所創造的歷史。可是,這一消化和認識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往往會遠遠超過這段歷史本身的時間。我們對自50年代后期以來所存在的浮夸現象的認識就正是如此。多少年來,人們對浮夸現象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種種反思。然而,從50年代后期至今40多年過去了,這種消化和認識還遠未完成。進人80年代以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變革態勢下,浮夸現象本該少見,但它卻再次卷上重來,且有滋長蔓延之勢。雖然八九十年代浮夸的表現形式和特點已不同于50年代的浮夸,但其本質和危害則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對浮夸現象再來一番認真的“反芻”,以便真正認清浮夸現象的腐敗本質及其根源,然后合乎邏輯地找出防范和杜絕的對策來。一浮夸現象的特征與實質所謂浮夸現象,系專指各級黨政部門(尤其是基層)及其負責人,對其所管轄的工作及其成績,在規劃、指令、總結、匯報和宣傳中,對那些從未做到、或完全無法做到、甚至根本不愿去做的事,為了需要而采取虛浮夸大、嚴重失實、甚至無中生有的種種做法。

歐洲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及其限制因素──對1815年前大陸霸權的宏觀考察
作者:周桂銀
1815年以前,近代歐洲共出現過四次問鼎大陸霸權的努力,但每次都毫無例外地失敗了。無論是查理五世和排力二世所追求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界帝國,還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所圖謀的法國主導下的大陸霸權,最后都被迫讓位于以均勢為基礎的、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歐洲國際體系。歷史表明:在近代國際體系中,一個大陸強國想在歐洲建立霸權,必然會面對其他國家的反對,特別是面對海洋大國的挑戰;而且主要是由于海洋大國在每一關鍵歷史時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歐洲的大陸霸權遭到打擊,均勢體系才得以維持。近代歐洲的第一次大陸霸權努力來自于統治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1519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當選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稱為查理五世。這樣,他統治著一個規模空前的大帝國,包括西班牙及其海外殖民地佛羅里達、古巴、墨西哥、秘魯、智利和哥倫比亞,意大利地區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了,奧地利及其領地尼德蘭。可以說,這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日不落帝國。1526年,查理五世又將他的權力擴展到匈牙利和波希米亞。這時,他試圖在歐洲建立一個萬民統一的天主教君主國家,一個以哈布斯堡家族為中心的世界帝國。

近二十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軌跡
作者:錢茂偉
近二十年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成長發展時期。在世紀末的今天,有必要回過頭來作一回溯。本文以大陸史學成果為主,兼及港臺史學成果;以系統教材、專著為主,兼及論文。目的是對近二十年史學史學科建設的成就與不足作一理性分析,以推動史學史研究的更高層次發展。一教材建設的長足發展中國史學史學科是本世紀20年代后逐步成長起來的,但真正的發展時期是近二十年。近二十年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程,大體以1989年為界,可分前十年和后十年兩段。80年代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成就,主要表現為史學通史教材建設的長足發展。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解放后30年間,有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之類教材,卻沒有新出版過一部中國史學史教材。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史學史學科重新恢復時,擺在中國史學史研究者面前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學科建設,尤其是史學通史教材建設。如何搞學科建設?當時有三種做法:一是出版舊教材。1980年,朱杰勤的《中國古代史學史》首先出版,開了新時期中國史學史教材建設的第一炮。接著,劉節的《中國史學史稿》(1982)、張孟倫的《中國史學史》(1983~1986)也相繼出版。

開拓中國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近幾年幾部有關史學著作述評
作者:吳義雄
中國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始于鴉片戰爭時期,其中有些著作已成為今天的研究者們時常征引的史料。但總的來說,對中國鴉片、毒品史和禁煙、禁毒史的系統完整的研究一直比較缺乏。近年來,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三位先生合著的《鴉片與近代中國》(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蘇智良先生的《中國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王宏斌先生的《禁毒史鑒》(岳麓書社1997年版)等著作相繼出版。他們所取得的豐富成果,使中國毒品史和禁毒史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研究領域。由于對鴉片戰爭研究的重視,學術界對鴉片戰爭前夕的鴉片問題關注較多,但對鴉片問題的起源,可以說知之不詳;對鴉片戰爭后的鴉片問題,則了解更少。以上幾位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成果頗豐。現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說明。(一)關于中國鴉片問題的起源近代中國的煙禍,最初是由外國鴉片的輸人造成的。因此,外國鴉片輸人中國的起始時間,就成為研究者們共同關心的問題。一般認為,罌粟傳人中國的時間是唐代,由阿拉伯商人帶到中國。

兵制史與社會史──讀高敏著《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
作者:王子今
高敏先生著《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一書(大象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分15個專題論述,對魏晉南北朝各個主要時期、各個主要政權、各個主要方面有關兵制的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多有新見發表。將這部專著看作對魏晉南北朝兵制的系統論述,是符合實際的。高敏先生理清了這一時期兵制史料的若干疑難,辨析了有關這一時期的某些分歧認識,揭示了這一時期兵制發展的基本脈絡和兵制演變的基本規律。由于以往關于十六國時期兵制的研究大體處于空白狀態,此書有關十六國兵制諸專題研究成果的問世,實際上又起到了填補學術空白的作用。兵制史的研究必然直接涉及到政治史的演進形式。確如高敏先生所說:“魏晉南北朝兵制的探索,還為該時期諸多政治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條件。”(第12頁)但是,作者在陳述這部書的編寫構想時又表示:“在本書的一些專題研究中,我沒有把這時的兵制對整個國家政權的運行機制的作用以及兵制同這時政權結構的關系等等問題當做重點去探討,這也許可以給他人留下廣闊的思考空間。”(第6頁至第7頁)兵制史與經濟史的密切聯系,也是史家所公認的。

近代農民離村與城市社會問題
作者:彭南生
農民離村進城是近代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就其正面影響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人城市,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支龐大、廉價的勞動力隊伍,有利于工商業的繁榮與發展,并增強傳統政治城市在工業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國農民大量進城,引起城市惡性膨脹,帶來了許多城市社會問題。本文擬對此作一點粗淺分析。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通商口岸的開放,中國沿海沿江興起了一批不同于傳統城市的新型工商業中心,這里積聚了近代中國絕大部分的外資企業和民族工商業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一定的需求。同時,歐風東漸,習俗趨新,飲食文化豐富,就業與謀生較為容易。因此,城市成為農民向往的去處。如上海開埠后,“風氣浮華,起居暢適,直無一戶不有傭趁之人,而惟蘇鄉來者最伙,航船往來,幾于如水赴壑。”①不僅蘇鄉人滬人多,在上海租界中,“職員、外語通、經營廣州零星裝飾品的商人和餐館的老板等,主要是廣東人。買辦、仆役、船員、木匠、裁縫、男洗衣工、店員則主要來自寧波。侍候外國婦女的大多數女傭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繡和婦女頭飾工是從蘇州來的。南京的男子經營級子、玉石、鐘表和鉆石生意。”②

二十年代移民開發東北農業略論
作者:王杉
19世紀末,隨著清政府封禁政策的取締,大批關內人民爭相涌入東北,出關人數“日難數計”①。民國建立后,這種移民勢頭有增無減,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時人稱之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②。近代東北農業區的形成和農業經濟的發展,正賴于廣大移民濟手眼足地辛勤勞作。本文即就20年代的移民浪潮以及移民對東北農業開發的影響作一簡單的回顧和評估。東北原為律莽之地,地曠人稀,清末開禁后,關內人民趨之若騖。據1910年統計,僅山東一省人民,“每年春融之期,結隊人東省并俄境西伯利亞各地,數額頗巨,殆有絡繹不絕之勢”,每年從煙臺、登州、龍口到達東北者,“合計共達三十五、六萬人之譜”③。若再加上河北、河南等省的移人者,東北移民的數量將更龐大。這股巨大的移民流在本世紀20年代中后期達到高潮,此間由中國南部遷來之移民“絡繹于途,勢如泉涌,南滿鐵路以及吉長鐵路搭載之旅客數目,劇烈增長,殊為空前未有之現象”④。據滿鐵庶務部調查課統計,1923~1929年,關內人民移赴東北者約500余萬人。

抗日戰爭時期的豫北天門會
作者:郭曉平,閔娟
1938年春,早已銷聲匿跡的天門會在河南浚縣突然復興。在極短的時間內,它的勢力迅速蔓延到以浚(縣)、滑(縣)、湯(陰)、淇(縣)為中心的衛河兩岸,成為國、共、日、偽以及各種地方勢力關注的焦點。19世紀二三十年代,華北鄉村盛行民間槍會組織。其中林縣大門會存在10年,勢力遍及豫晉冀三省交界的20余縣。1937年七七事變后,華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地方當局與正規軍隊迅速撤走,而民眾反日情緒卻日益高漲。熱血青年和愛國志士奮起抗擊日軍,保家衛國的壯舉激勵了廣大鄉民。成群結隊的農民自發地拿起武器,既為準備迎擊日軍,也為抵御散兵游勇的騷擾,再為防止土匪的搶掠。這種形勢和局面,與20年代頗有幾分相似。1938年3月29日,日軍攻陷浚縣縣城,制造了慘絕人表的浚縣慘案。日軍返回安陽后,各種政治勢力、地方武裝以及土匪乘虛而人,均以抗日為名,擴充實力,趁火打劫。唯三角村偏隅浚縣西北,離日軍、縣城及大股土匪駐地較遠,各地逃難群眾不斷涌入。楊貫一在受害百姓呼吁下,于1938年4月重建天門會,抵御土匪,抗擊日軍。楊貫一與周圍各村會眾商議,匪寇一到,以鳴炮(三眼鏡)為令,各村一齊出動抗擊。......

開封宋城考古述略
作者:丘剛
北宋時期,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作為北宋王朝國都的開封,經過宋太祖、太宗等九帝168年的大力營建,使開封不僅成為當時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而且一度成為“人口上百萬,富麗甲天下”的國際性大都會,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在地理位置上,開封位于黃河沖積大平原的西部邊緣,處于華北平原與黃淮平原的交接地帶。北宋以前,黃河對開封尚不構成威脅,然而,到了金代明昌年間,隨著黃河的改道,緊靠黃河的開封自此不斷受到它的侵襲。據史書記載,從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到建國前的1944年,前后764年間,共決溢338處,開封市區被淹有七八次之多①。特別是明末崇被年間和清道光年間的兩次特大水患,使開封遭到了“滅頂之災”。加上歷代兵貧,更使這座昔日繁華都城不僅殘破凋零,而且被深深淤沒于地下數米之深,形成了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罕見的開封地下“城探城、城套城、門壓門”的奇特景觀。直到本世紀80年代初,開封的城市考古始終是一個空白點。1981年春,開封市園林部門在舊城區東北隅的龍亭東湖(潘湖)湖底清淤過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地發現了宋皇宮和明周王府的部......

略論張良
作者:洪煜
張良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186年,字子房,韓國貴族后裔。其祖父、父親在韓國五世為相,權勢煊赫。秦滅韓后,張良圖謀恢復韓國,成就其舊有家業。在秦末農民戰爭中,張良聚眾響應,往歸劉邦,后成為劉邦的得力謀士,為劉邦謀略天下、運籌帷幄。在楚漢戰爭及漢建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無怪乎高祖劉邦在奪取天下論功行賞時由衷地贊道:“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漢書·高帝紀》)將張良列為三杰之首,從中可以看出張良在那場兩雄爭霸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而當其功成名就之后,又表現出超然于名利之上的可貴人格。本文對其一生的事跡進行簡略的勾勒。張良出生世代貴族家庭,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王、悼惠王。”(《史記·晉侯世家》)秦統一六國進程中,韓國首當其沖,很快成為秦國的屬地。“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日穎川。”(《史記·秦始皇本紀》)張氏家族權勢隨之一落千丈,世代相國因此中斷。出于家族破亡的仇......

北洋政府政制的變亂及有關問題
作者:翁有為
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是中國現代政制史上制度變動最混亂、最頻繁、最無常的時期。體制由西方引進移植來的民主共和制初息變為復辟之帝制,再忽變為“變異”的“再造”共和制,終忽變為執政府和軍政府的獨裁制;國家元首由總統忽到皇帝,再忽到總統,再忽到執政,再忽到大元帥;政府由責任內閣制總為總統制,又忽為帝制,又忽為責任內閣制,又忽為元首獨裁制;國會成立了被解散,而后又成立,而后再被解散;總統之爭,帝制之爭,內閣之爭,府院之爭,國會之爭,法統之爭,約法之爭,憲法之爭,地盤之爭,南北之爭,在短短的16年間,堂皇正大之政治演變為一幕幕鬧劇。目睹此黑暗政局,有識之士拔劍四顧,報國無門,欲哭無淚。當時有詩云,“太平希望付煙云,誤國人才何是云;孤客天涯空落淚,傷心最怕讀新聞”,頗能體現知識分子對國事的苦悶心態。熱心于研究政治和文化問題的學者張東蓀也悲觀地指出:近幾年中國的政治,若議院政治,若非議院政治;若內閣制,若總統制;若聯邦國制,若單一國制;若地方分權,若中央集權……若一院制,若兩院制;若廢省,若存道……,等此類皆不皇枚舉,釋皆未實行,而又實已實行。

宗教對印度種姓制度的影響
作者:鐘有為
種姓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一種具有奇特性的等級制度,覆蓋和滲透了印度社會人與人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相互關系。它雖產生于古代印度,但至今仍留存于印度社會,貫穿于印度人類生活的始終,成為印度社會發展的重要特點。本文試圖從宗教(尤其印度教)對種姓制的影響來探尋種姓制長期留存的原因。(一)宗教神話使種姓制的起源具有神圣性關于種性制的起源,學術界觀點很多。如有“瓦爾那”論、職業論、種族論、宗教論、雅利安人家庭制度論、土著文化論等。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種性制的產生自然有其特定的社會條件。但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婆羅門教(后發展為印度教)的經典《吠陀》,卻對種姓制的起源第一次作了宗教解釋。在《吠陀》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里就有一首“普魯沙贊歌”。贊歌是這樣寫的:當諸神分割原人普魯沙時,由其身體的不同部分轉化為四個不同的瓦爾那:“他的嘴變成了婆羅門,他的雙臂變成了王族,他的雙腿變成了吠舍,他的雙腳生出首陀羅。”這就是說,四種姓是從原人普魯沙身體的高低不同的部位產生出來的,因此,四種姓之間等級地位的高低不同是天生而成的,是神決定的。

考鏡源流 以史為鑒──《當代中國思想史叢書》簡介
作者:汪維真
在舉國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之際,河南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精心編撰多年的十卷本《當代中國思想史叢書》。該叢書由河南大學已故校長靳德行擔任主編,作者大多是在相關領域研攻有成的專家、學者。叢書共分10種:《當代中國哲學思想史》、《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當代中國軍事思想史》、《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當代中國法律思想史》、《當代中國教育思想史》、《當代中國文藝思想史》、《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當代中國統戰思想史》,總計374萬字。叢書時間斷限上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下迄90年代中期,以學術思潮為背景,以代表人物為骨架,以深刻影響思想史面貌的社會政治為血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全面客觀地研究了哲學等十大領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演變過程,勾勒出了這些領域思想發展的脈絡,揭示出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特點,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研究旨趣上,擔任叢書撰寫任務的專家、學者們繼承了中國古代史學中“求真”和“致用”的史學觀念,并在實踐中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求索當代中國思想史之本真存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