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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7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來源: 發布日期: 2019-07-24 瀏覽次數: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筆談(二)

【編者按】根據有關“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要求,我們組織專家撰寫了有關系列專題論文或筆談。我們自2018年第5期設本欄目專題,同年第8期設系列筆談,此為筆談之二。我們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闡釋體系,確是目前學術界需要解決的一個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重大學術課題,值得我們下大力氣去做,并必須把它做好。蓋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70年、改革開放也已經40多年的今天,中國的學界確該自覺地進行一系列系統的學術體系構建工作了。為何要進行這種構建?是因為我們從前追隨他人較多,期間學到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社會的前進起到了推動作用;同時也產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也表現出不同程度地與中國的實際不符合以至于背離的情況。更重要的是,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長期生存和發展,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學術傳統,這個“自己的”就是有別于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特色之處。這個特色,有時并不是自顯自明的,往往深藏于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中,是需要研究者去發掘、發現、彰顯以至弘揚的。這其中,中共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轉向與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中學術與政治的雙重特性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的形塑問題是兩個重要議題,值得發掘、研究和總結,本刊特組織專家撰寫并于本期刊發,以饗讀者。

 

近代中國革命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轉向

鄭大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革命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轉向”之前,有兩個概念要搞清楚,即“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

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也是被學術界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它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般原理與中國歷史研究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通過史學家和史學工作者研究實踐,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至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這一概念,學術界使用的并不多,但就這并不多的使用來看,主要是在三種意義上使用的:一是把“民族化”與“中國化”相提并論,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處于并列的地位,如《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一書在回顧和展望21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時寫道:21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將更突出‘民族化’、‘中國化’、‘現代化’的特色”。而所謂“民族化”,據該書的解釋:“就是它將更注重于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的發掘,和優秀的傳統文化、優秀的史學因子的弘揚,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最新發展。”(陳啟能、朱政惠等:《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頁)〖=〗二是把“民族化”與“中國化”等同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化,如白壽彝先生在評價侯外老的學術成就時指出:侯外老研究中國歷史,是“想把馬克思史學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史學理論的民族化。”(白壽彝:《外廬同志的學術成就》,《紀念侯外廬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在白先生這里,民族化也就同等于中國化。三是認為“中國化”包含著“民族化”,民族化只是中國化的一個方面的內容。比如洪認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實踐化、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眾化的漸進過程”(洪認清:《20世紀前半期學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思想》,《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第27卷第1期,第13頁)

 

政治性與學術性: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雙重特性

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直接催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塑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目前學界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性質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從政治角度審視社會史論戰,將其定性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之爭,強調其政治意義;二是從學術理路上審視中國社會史論戰,將其視為唯物史學內部的爭論,強調其學術意義。盡管雙方存在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認這場學術論戰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學術討論與政治訴求混合在一起,決定了這場學術論戰包含著深刻的政治內涵。正因政治性與學術性混合在一起,故人們對這場論戰的定位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也正因政治性與學術性混雜在一起,故僅僅從政治或學術的視角審視這場論戰,都是偏頗的。只有將政治性與學術性結合起來加以綜合審視,才能真正認清這場論戰的真實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獨特品質。

 

·專題研究·

禮書“五爵”的稱謂原理:容量化器名

閻步克

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儀禮》所見飲酒器有爵、觚、觶、角、散五名,可稱“五爵”。“五爵”襲用了商與西周的爵、觚、觶、角、斝之名,實際已是容量概念了。禮家稱其容量分別是一、二、三、四、五升,共五等,還有一個“凡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的舊說。“凡諸觴皆形同”之說,可以在戰國宴樂圖中得到印證。“五爵”皆為筒形。它們容量有別,而器形無異。禮書“五爵”的稱謂原理,可概括為“容量化器名”。這種酒器命名策略服務于“以小為貴”原則,令尊者使用容量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較大的酒器,以此標識身份高下、強化等級秩序。這就構成了一種絕無僅有的奇特等級酒器禮制。

【關鍵詞】先秦;禮書;五爵;容量化器名

 

明代的科舉走報

劉明鑫

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廣東,廣州,510275。

【摘要】中國古代社會有著很多依附科舉考試而存在的行業,科舉走報便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種。科舉走報起源于唐,發展于宋,至明代臻于鼎盛,逐漸形成了以鄉試、會試和殿試為中心的三類走報,并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明代酬賞報錄人的費用,隨時間、地域以及士子家庭經濟條件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以福建為例,各府州縣大致經歷了從明初數兩到嘉靖、隆慶之際數十兩,萬歷、崇禎時期數百兩的變化過程。科舉走報剛興起時,走報者索討賞金的數量在可以承受的較為合理的范圍之內,然至晚明,走報者的索賞費用大幅增加,遠遠超出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科舉走報也因此演變為明代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大弊害。

【關鍵詞】明代;科舉走報;酬賞費用;報錄人

 

清代奏事處續考

王美玨

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北京,100872。

馬維熙

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北京,100006。

【摘要】清代奏事處是負責承接奏折、傳宣諭旨、引帶召對人員及隨侍御前坐更等事宜的專門機構。早期奏折顯示,自康熙中期始,清帝即已持續不斷地從內務府等處揀選人員充任專職奏事官員,負責奏折遞送等事宜,這可視作奏事處發展的初始階段。后經雍、乾二帝對各項規制的逐步完善,至遲在乾隆中期,奏事處已走向成熟并有內、外之分。位于乾清門內的內奏事處由太監組成,位于乾清門外的外奏事處由內廷侍衛、內務府與六部官員組成。為了強化奏事處的職能,雍、乾、嘉、道、咸諸帝皆從“密”與“速”的角度進行過整飭,然而直至清末,奏事處的諸多弊病依舊未能根除,這與清帝“有治人無治法”的治國理念息息相關。

【關鍵詞】清代;奏事處;內廷機構

 

游移于官紳之間:清廷團練辦理模式的演變(1799-1861)

崔岷

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北京,100081。

【摘要】自1799年為鎮壓白蓮教起事而首次大規模推行團練至1861年與太平天國激烈對抗中撤回“督辦團練大臣”,在地方官與在籍紳士誰來掌握辦團主導權的問題上,清廷的態度經歷了從“官辦”—“官督紳辦”—“紳督紳辦”—“官辦”的輪回。辦團模式在官紳之間游移的背后,是清廷為實現“官紳聯為一氣”、最大限度地發揮團練功效而不斷調適官紳關系的努力。而其最終放棄在籍紳士辦團,而將團練改歸官辦,乃源于始終無法解決雙方在辦團過程中產生的對團務、軍務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構成嚴重妨害的“事權”之爭。準確把握嘉道咸同年間歷次統治危機時期清廷采用的辦團模式及其決策背景,當有助于增進對于晚清時期國家的社會動員策略與地方權力結構互動的理解。

【關鍵詞】團練辦理模式;在籍紳士;地方官;官督紳辦;紳督紳辦

 

晚清“人臣無外交”的異變及其趨向

李育民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湖南,長沙,410081。

【摘要】中國歷代王朝奉行“人臣無外交”外事規則,鴉片戰爭后,由于條約關系的建立,以及傳統的夷夏觀念等因素,使得這一規則被打破,地方官員辦理外交獲得合法地位。經第二次鴉片戰爭,又進而體現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體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級外交體制,關道和縣級衙門均承擔程度不等的外交職能;總理衙門的建立,在中央層面打破了“人臣無外交”規則,外務部取而代之,進一步改變了傳統的外交體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權,在某種意義上是“人臣無外交”規則的回流。在晚清外交體制的嬗變過程中,“人臣無外交”演化為在列強強權政治挾持下的復雜體制,既蒙受著屈辱,又逐漸趨于統一化、規范化和近代化。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條約關系下發生異變的趨向。

【關鍵詞】人臣無外交;晚清;條約關系;地方外交;外交體制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與國共合作(1925-1928)

孫會修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北京,100875。

【摘要】1925-1928年間,莫斯科中山大學雖在名義上一直是中國國民黨的大學,但國民黨學生僅占在校生一半左右,其余學生則全是中國共產黨選派。國共兩黨在校內均有自己的組織,也進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管理。共產黨組織將國民黨工作視為黨團員在莫斯科難得的革命實踐機會,全面“包辦”國民黨旅莫支部工作,努力讓國民黨員成為左派并加入共產黨。右派國民黨員則建立地下國民黨支部與之抗衡。中大共產黨學生的國民黨工作,與共產國際的中國革命政策以及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呈現出極為特殊的國共合作面相,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生長點。國共學生在中大學習的一敗一成,亦是觀察兩黨師俄的較好視角。

【關鍵詞】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產黨;國民黨;聯共(布);國共合作

 

新中國初期城市私房改造政策探析

——以上海為中心

李愛勇

歷史學博士,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河南,開封,475001。

【摘要】基于歷史變遷視角而進行的研究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私房政策經歷了從保護到改造的重大轉變。這種認識未重視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領導角色這種連續性。從利用私房本身到限制其經營,并最終改造其所有權,這是一種政策的形成而非轉變,也較好地回答了“承認”與“保護”、“所有權”與“經營權”、“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等問題。此外,私房改造還改變著房主的生活方式,區分了“合理利潤”、“投機剝削”和兩種“資料”,一定程度上照顧了房主生活。這是私房改造雖有問題但仍能順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私房政策;社會主義改造

 

暴力與節慶

——16世紀法國城市街道空間的儀式性意義

江晟

歷史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浙江,金華,321004。

【摘要】在16世紀的法國社會中,街道空間就如河流一樣,成為了屠殺暴行發生的重要場所。作為圣巴托羅繆屠殺中“宣示暴行”的公共性空間,這一時期的街道同時具有“節慶”與“暴力”的二元屬性,從而與同樣帶有循環時間觀念特點的節慶日共同構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時空架構。街道空間所展現的世俗-宗教二元性,特別是它在暴力事件中所展現的內涵與表征,都表明在這樣一個仍在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從而尚未真正產生“現代性”的社會中,宗教的原有性質仍然維持著其巨大的慣性。這個時空架構不僅闡釋了這一時期暴力事件的內在發展機理,亦反映了歐洲近代早期宗教在公共空間的肆意擴展。街道空間的內涵與表征本身即表現了這一時期民眾對于秩序更替的渴望,是這一時期社會變革的重要基礎性架構。

【關鍵詞】法國;社會變革;城市;街道空間;民眾暴力;節慶慶典

 

約翰·馬歇爾有關憲法契約條款的理念

——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例為中心

郭巧華

歷史學博士,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美國建國初期,憲法契約條款是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有關財產權案件所依據的一項重要條款,特別是在馬歇爾法院時期,最高法院頻頻啟用該條款,將該條款廣泛運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極大地捍衛〖JP3〗了私人財產權和契約的神圣性。作為早期聯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約翰·馬歇爾對憲法契約條款尤為鐘愛。

【關鍵詞】美國;約翰·馬歇爾;最高法院;憲法契約條款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西方消費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李新寬

歷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200234。

【摘要】自20世紀70年代晚期西方學術界開啟消費史研究第一波熱潮以來,西方消費史研究經歷了一個爆炸式的增長過程,但消費史的繁榮和研究的深入,卻無法掩飾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雖然多個學科都關注消費史,跨學科方法也得到廣泛運用,但西方消費史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混亂和夾纏不清,因此,有必要對西方消費史的研究方法問題進行總結和反思,找出問題和原因,以求在未來的消費史研究中通過方法的突破帶動研究向縱深拓展。

【關鍵詞】西方消費史;研究方法;西方史學

 

出土秦漢三國區域資料統合研究的先行成果

——評王子今《長沙簡牘研究》

徐暢

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摘要】王子今《長沙簡牘研究》一書綜合利用長沙城市周邊及市中心歷年出土的簡牘、文物等,討論兩漢三國長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會、文化等話題,史學觀察的視角亦縮微至戶口簿籍簡所見普通民戶,是秦漢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長沙出土簡牘數量巨大,從發掘、整理到刊布,歷時漫長;作者是北京吳簡研討班的早期參與者,本書所收錄的31篇專題研究,皆誕生于共同研討中,包含對吳簡中眾多新名詞、社會稱謂、身份以及許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讀,在吳簡研究學術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近年來,長沙吳簡新資料刊布加速,東漢簡牘大批新出,將其銜接起來,有望重構漢晉間長沙基層行政與地域社會圖景,而研究卻有所滯后;我們在認同本書保持“當時”學術地層原貌的同時,也期待作者能夠“往而復來”,在業已呈現的新學術地層中持續耕作。

【關鍵詞】長沙簡牘;區域史研究;吳簡研討班